上述两个特点之外，满洲政权中枢决策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共议性。满洲政权初起，社会发展阶段颇为原始，君臣上下等级关系并不森严。每有重大事务，常常是君臣并坐共议。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建元前后，努尔哈赤“每五日聚集诸贝勒、诸大臣在衙门讨论事的是非，公平的审断，作为常例”。（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四。）在“我国汗之下的诸贝勒、诸大臣每日会见，商讨有关国民若乐的政治、政事的胜败。”（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八。）而且，为了使中枢决策尽量符合客观实际，一个时期中，作为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主持人，努尔哈赤还一再鼓励其他中枢决策机构成员如四大贝勒、五大臣等发表意见，吸收他们建议中的合理因素，形成正确的中枢决策。如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他即告诫他的几个儿子和任用的大臣：“即使是我说的，全部是正确的吗？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不要窥视我的脸色，你们众人考虑的事情可能比（我）一人考虑的事情要正确，你们诸子、诸大臣要劝我做众人考虑的正确的事。”（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三。）有关清初的各种史料显示，在各种决策活动中，努尔哈赤放弃个人意见而采纳诸贝勒大臣意见获取成功的事例并不鲜见。如万历四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与四子五大臣率倾国之兵出征乌喇。进入乌喇地界后，考虑到乌喇为海西大部，难以一举消灭，努尔哈赤打算先占其附近村落，“破坏村寨，尽毁粮谷”，“这样才能灭亡大国”。（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二。）他的这种看法遭到诸贝勒、大臣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按照努尔哈赤的设想去做，战争将旷延时日，不但会使乌喇贝勒布占泰取得了喘息时间，同时也会增加满洲军队的损失。因为诸贝勒大臣言之有理，努尔哈赤放弃了个人意见，挥师进攻乌喇山城，“击溃敌兵三万人，杀一万人，获得甲七千副”，灭掉乌喇，取得了满洲政权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又如天命三年四月征伐抚顺之役，事前，满洲政权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对明朝方面也严密封锁消息。但是，行军途中，却下起了雨。努尔哈赤以天气阴雨，不便前进，想收兵回国。这时，大贝勒代善进谏道：前此我们与大明和好已久，现在以七大恨告天伐明，两国已成寇仇。如果退兵回国，两国是继续和好，还是互为仇敌？而且，兴兵至此，已无秘密可言。如果退兵，只能使其加强战备，不利将来再次进攻。再说，目前天虽降雨，我国军队皆有雨衣，弓矢也有备雨之具，而天降之雨，正可懈怠麻痹明人，使之不会想到我们雨夜进兵。因此，这场雨对我有利，对明不利，应该乘雨进攻。一席话使得努尔哈赤顿然醒悟，传令继续进兵，从而取得了抚顺之役的胜利。再如，抚顺之役后，努尔哈赤收兵回国。明广宁镇守将张承胤等率兵一万急追至谢里甸。努尔哈赤得知此事，认为敌兵来追，并非前来寻战，不过是向上司交差的例行公事，大可不理，仍旧传令撤兵。这时，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却派人报告，如果我兵“默默而回”，敌方必以我兵“怯不敢战”，主张率兵迎击。努尔哈赤觉得他们意见正确，遂率八旗军队回师迎敌并大败追来的明军，阵斩敌将五十余员，“敌兵十损七八，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器械无算”。（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当然，作为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主持人，努尔哈赤也并非事事都采纳其他中枢决策机构成员的意见，他从维护满洲政权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也时常坚持推行个人意见。如满洲政权早期，满族人民与汉人交易，人参是其大宗。为了多获利润，满洲人先将人参在水中浸泡，以增加重量，而明朝商人却以其含水量过多而多方推托，拖延时日，致使满洲人为防止人参腐烂变质而不得不廉价出售。对此，努尔哈赤提出将收采人参煮熟晒干。囿于传统观念，诸贝勒大臣皆表反对，“太祖不徇众言，遂煮熟，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又如万历四十三年时，叶赫贝勒金台石将女本已许嫁努尔哈赤又转嫁给蒙古。诸贝勒大臣得知此事，争相鼓动努尔哈赤藉此出兵攻灭叶赫，同时，一并向出兵守护叶赫的明朝军队开火。按照当时满洲政权国力，无论是武装力量，或者是物资储存都还没有达到同时对叶赫与明朝开战的能力。为此，努尔哈赤一方面下令将已经整装待发的满洲兵马调回，一方面发表长篇讲话，指出：为了一个女人兴师动众并不值得，应该先务“收揽国人，巩固领土，修建边关，种田积谷，充实库藏”，（注：太祖朝《满文老档》卷四。）才能次第进行灭亡叶赫，统一满洲，对明开战的大业。此举避免了一场因条件不成熟而可能会给满洲政权带来损失的战争。再如天命四年六月，努尔哈赤率军四万攻破明朝重镇开原后，还师途中，为了利于秋天进兵，遂同诸贝勒提议就势迁都界凡。经贝勒大臣讨论，并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出于对明作战大局需要，努尔哈赤仍然坚持迁都并下达迁都命令。还如，天命六年努尔哈赤攻克辽东后，中枢决策机构曾就本部军民是否移居辽东进行过一场争论。按照诸贝勒大臣的意见，都要求仍回边外旧地。但是努尔哈赤认为弃已得之地而还国，将来不知要花多少力气才能再次得到。一席话，说得贝勒大臣们心服口服，随即决定迁都辽阳。伴随着这一行动，满洲军民成批西迁，定居辽东，从而使之成为满洲政权可靠的根据地，为以后满洲政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如，迁都辽阳数年后，天命十年三月，努尔哈赤又欲迁都沈阳。这时，诸贝勒大臣一齐进谏道：连年修建东京，民力已困疲不堪。再行迁都，势必又有城筑宫室之役，而且国内连年失收，食用不足，如果迁都，恐怕激起变乱。但是努尔哈赤认为，沈阳四通八达，为战略形胜之处，便于对明、蒙、朝鲜用兵，与辽阳偏处一隅大不相同。为了满洲政权的总体和长远利益，应以迁都沈阳为是。尽管遭到诸贝勒大臣的反对，他仍然强令执行，数日后，即迁都沈阳。就努尔哈赤坚持个人意见、否决诸贝勒大臣意见的上述各项决策来看，不能不承认努尔哈赤的识见较之诸贝勒大臣高出一筹。因而，尽管努尔哈赤多次否决诸贝勒大臣的意见，却仍然受到他们的拥护，成为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核心。这种以努尔哈赤为核心的中枢决策机构成员的合议制对于满洲政权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必须指出，由于努尔哈赤事业不断成功及其在中枢决策中长期的特殊地位，到了晚年，特别是确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之后，其思想和作风愈加主观专横，致使一个时期之内，共议制受到了破坏。这一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出现不少失误，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满洲政权的发展壮大。
    共议性之外，中枢决策的民族性也是一个主要特点。所谓民族性，除了是指其决策机构成员民族成分单一之外，也还指其决策出发点和归宿都以本民族利益为提前。满洲政权虽以女真之一支--建州起家，但是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及其之后，却以代表各部女真总体利益的女真国和满洲族相号召。这种做法，不但使其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造成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迅速消失，而且在动员满洲各部团结一致反抗明朝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上也起了极大的号召作用。正是在努尔哈赤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所树起的民族旗帜下，满族共同体迅速形成，满洲政权迅速壮大，满洲族人民也争先恐后地投入了对明战争。当然，也须指出，努尔哈赤攻下辽东后，满洲政权辖下出现了远较满人为多的汉人。与此同时，不少汉人降官也加入满洲政权统治阶层。满洲政权本应据此改变中枢决策机构中民族成份颇为单一的情况，并在决策出发点和归宿上都做些调整，但是因为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进据辽东之初，即强迫汉人剃发，继而又没收当地人民土地，强制移民，并推行反动的分丁编庄政策，对广大汉人进行奴役。在引进反抗后，努尔哈赤非但不改弦更张，反而推行屠杀政策。而且从天命九年起，还将屠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无粮贫民和汉族知识分子，致使后金境内满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广大汉民“不能聊生，叛亡怠尽”（注：康熙朝修《太宗实录》卷一。）。这样，满洲政权中枢决策的民族性开始产生负面效应，反过来影响了满洲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