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代表和体现着中国近代史发展历史趋势和前进方向。在近代中国，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拯救民族危亡并争取改变和延缓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打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腐朽统治以扭转中国的衰败局面并谋求和争得社会的进步；兴办近代化企业替代落后的封建经济并寻找和开通富强之途，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三条基本脉络。
    一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妄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华民族备受其侵扰和欺凌，主权受破坏，领土被割让，财富遭劫掠，生灵蒙涂炭，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然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在强大外来压力面前屈服，而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延缓了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的过程，谱写了一篇血与火、生与死的悲壮诗篇。
    第一，清军爱国官兵抵抗外来侵略的英勇壮举。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侵略者向中国举兵进犯时，爱国官兵血战疆场，为国捐躯。陈连升身先士卒，沙角殉国；关天培血透战袍，死守虎门；江继芸勇战厦门，视死如归；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血溅定海，壮烈牺牲；裕谦保卫镇海，以身殉难；陈化成力扼吴淞，中弹身亡；镇江保卫战五千将士舍生取义，永垂千古。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蒙古族将领僧格林沁在大沽加强防务。1859年6月，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试图打开通向天津的道路。中国守军奋勇抵抗，击退了联军向大沽的进犯。在1884年中法战争的马尾之战中，法国舰队以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向停泊于马尾军港的福建水师发起突然袭击。在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水师的爱国官兵临危不惧，奋勇迎敌。旗舰扬武号在受重伤、船身下沉的时刻，船上官兵仍用尾炮击中法国旗舰窝尔达号。振威号、福星号、福胜号、飞云号等舰船上的中国官兵也都奋力反击，英勇死战。对此，曾参加侵略战争的法国海军中尉罗亚尔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法军“无情的榴弹把死亡散布到他们中间来，但其中有些人表现出勇敢和英雄的优美榜样”。①中国尽管在东南沿海受挫，但在西南陆路战场则由广西提督冯子材率军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国爱国官兵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丰岛之战中，高升号运兵船的中国官兵拒绝日本的劝降，表示：“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②该舰官兵直至抗争到船体全部沉没。平壤之战中，左宝贵裹创督战，亲自放炮击敌，中弹身亡。黄海之战时，丁汝昌带伤在船舰甲板上激励将士，刘步蟾指挥“尤为出力”，邓世昌则实践了“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③的誓言。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许多清军爱国官兵拚杀在反侵略战争的第一线，在天津保卫战、北京保卫战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英勇善战，威武不屈，血战天津八里台，痛击侵略者。
    第二，爱国官员反侵略的正义之举。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民族英雄。他不仅在查禁鸦片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广东的备战御敌活动经受住了鸦片战争炮火的严峻考验。从1839年9月至1840年8月，英国侵略者在广东沿海首先挑起了战火，发生有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石洋之战，中国军队在林则徐督率下，取得了这些战斗的胜利。
    左宗棠继承了林则徐的抵御外侮思想。1866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积极建议创办福州船政局，试图通过自造船舰来防范列强对中国沿海的染指，达到未雨绸缪的目的。他深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外国公使驻京以武力相要挟来插手中国政务的状况感到愤慨，强调中国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来对付外国的政治干预。在边疆危机中，左宗棠提出海防与塞防并重的主张，为收复新疆做出了贡献，表现出“荀利社稷，生死以之④”的爱国激情。中法战争中，他鉴于马尾惨败的教训，积极要求奔赴抗法前线，清廷遂将他由军机大臣外派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为巩固东南海防奋斗到终生。
    李秉衡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均站到了参与领导战争的第一线，在晚清封疆大吏中实属罕见。1885年，他护理广西巡抚一职时，便会同冯子材坚守镇南关，并进而攻克谅山，大败法军，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1894年，担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亲抵沿海，布置防务。第二年日军从荣城龙须岛西海套登陆后扑向威海，李秉衡又督军收复荣城，迫日军收缩在威海一地，有效地防止了日军在胶东半岛进一步扩大战火。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李秉衡以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身份率军北上“勤王”，继奉命帮办武卫军事务，领兵出京赴京畿前敌阻击联军，他率军在武清河西务与联军相持，后退至通州张家湾，继续阻敌，终因敌势难挡，自杀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