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近代反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以谋求和争取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从太平天国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确实呈现逐步向上发展的趋势，所以，用革命高潮说或阶梯说来表述这条历史发展脉络是成立的。中国近代反封建斗争的水平正是一浪高过一浪或一步高出一步的。在这条历史发展脉络中，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却不能归纳进去。这是因为洋务运动的主旨不是要削弱清王朝的统治而是要拯救清王朝的命运。义和团运动的核心内容是“扶清灭洋”。在近代中国，只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能够代表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以争取社会进步的历史脉络。尽管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新皇权主义不可能摆脱封建思想的藩篱，戊戌变法也没有实现君王立宪以取代君主专制，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为北洋军阀封建势力所窃取，但这三场运动所迸发出的瀚畅巨流，却冲破了社会发展脉络中的淤塞，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
    三
    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本应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却阻碍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历史进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18）因此，在近代中国，一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来争取民族独立，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以实现近代化。近代化，即近代资本主义化，它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和近代民主制度的汲纳三个方面的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脉络正是沿顺着这三个方面向纵深延伸的。
    近代观念的转换主要指从传统闭关锁国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的递转；从对西方近代文明排斥到主动加以吸收的心路变化。
    东方王朝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整个封建统治集团既昏庸又顽固，对世界大势的发展茫然无知。清王朝也不例外，除了康熙时有过短暂的开放外，大多数时期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实施的结果，不仅阻碍了中国与外国的正常交往，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而且还助长了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对世界大势则是蒙昧无知的。这一方面表现在清朝皇帝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西方各国不过类同于古史中的夷、狄之邦，甚至把英国使团作为“贡使”对待，并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9）或者把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主张“实力禁绝，”于是，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向清朝呈送《坤舆全图》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被清朝官员视为异端邪说，认为这是“离经叛道”。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不屑于了解常与之打交道的外国情况，认为只要闭关绝市，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关在中国的大门以外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西方列强在征服了北非、西亚之后，已把侵略的矛头对准中国。难怪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道光还发出上谕询问“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20）这种盲目闭关锁国的政策，大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摈弃闭关心态而转向开放观念，已是近代社会到来之际的切实需要。林则徐正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尽管林则徐的主张主要着重于对西方的船坚炮利认识水平上，但却成为中国近代化之先声。林则徐在广东主张：“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以通夷之银两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21）学习西方用以抵御列强，中国近代化思想萌生之际就带上了这种明显的印记。魏源进一步在《海国图志》中指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之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这样就可“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22）。林则徐、魏源的新见解率先突破了闭关社会心态的制约，以开新为特点的中国的近代化思路由此发端。
    19世纪50年代，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营垒中也出现了近代化方案，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可谓其代表作。洪仁玕不仅把诸如火车、火船、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视为“正正堂堂之技”，称它们“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而且强调应以开放来取代闭关，认为“暹罗邦近与英邦通商，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采买，今亦变为富智之邦矣。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因此，他主张太平天国应当在“柔远人之法”中采取开放的姿态，同时注意不要在对外交往中只重视“口角取胜”（23），只有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其特点是观念的转换与近代企业的创办溶为一体，通过“采西学，制洋器”的方式，经过“求强”与“求富”两个阶段，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营企业，把林则徐、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于实践，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0年代创办的一批的近代军事工业，标志的近代化的机器生产在中国开始出现。70年代兴办起来的民用企业，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向更深层次扩展。军事工业的创办，带有明确的求强目的。洋务派感到：“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24），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与顽固势力墨守旧习，闭目塞听，“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25）”的表现恰形成鲜明对照。学习西方不仅可能，而且转变为现实，这恰是洋务运动的成效。同时，不但军事工业有自强御侮的目的，进而民用企业也以“与洋商争衡，”“以分洋商利权”为宗旨，把近代化运动同反对外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联系到一起，洋务派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鉴于“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官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26）以同外商竞争。因此，“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27）”成为洋务派办近代民用企业的根本出发点。有人对轮船招商局起到的作用作如此评说：“招商局是1872年创立的我国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它的创办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江海航运业的垄断，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写上令人瞩目的篇章”。（28）因此，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尽管没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但对它在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和抵御外侮，挽回利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充分肯定。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的近代化运动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不仅使近代观念转换，近代企业创办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对近代民主制度的探索和汲纳使得近代化的层次大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