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1841年5月，英国侵略者兵临广州城下，以奕山为首的前敌指挥官们束手无策，向英军乞和。与此相反，广州城郊三元里一带的群众却自发地进行了抗英斗争，在牛岗一带痛击英军。群众贴出告示：“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⑤
    1860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公开与清政府合流绞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许多外国侵略分子也纷纷纠集洋枪队进攻太平军。太平军不畏强暴，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浴血奋战。
    中法战争期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痛击法国的侵略，曾取得两次纸桥之战的胜利和临洮大捷，有力地配合了清军在西南陆路战场上的反攻。
    中日甲午战争中，饱受战祸苦难的山东、辽宁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搏斗，面对日军的暴行，许多人英勇无畏，死不从寇，高喊出“宁作中华断头尸，不作倭寇屈膝人”的豪言壮语；台湾人民在反割台斗争中庄严宣布：“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⑥他们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投入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世纪未，由中国人民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发展而来的义和团运动，构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群众痛感外国侵略者“祸乱中华”，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⑦台湾籍爱国绅士丘逢甲发动和领导了反对割让台湾的群众运动，台湾还出现了以徐骧、吴汤兴、姜绍祖为首的三支农民抗日队伍。
    第四、爱国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道路。
    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在清朝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强烈震动，许多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天朝大国所处的地位，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1842年，魏源痛感鸦片战争的奇耻巨辱，在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根据林则徐编辑的《四洲志》草稿和“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并近夷图夷语”等资料，编写《海国图志》一书，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1860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谈及中国怎样由弱转强问题，认为中国有六个方面不如西方，其中根本之点是“船坚炮利不如夷”。他主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⑧19世纪70年代，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极力主张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即兴办近代工商业来抵制西方的经济侵略，薛福成说：“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一分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此者矣。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⑨这些主张为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所容纳。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进一步使爱国知识分子觉醒。资产阶级维新派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上书言事，奔走呼号，力图挽救民族危机。康有为不仅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而且他在《强学会叙》中指出中国的形势犹如“寝于火薪之上”，他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⑩戊戌变法运动正是首先以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彪炳于史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组织革命团体，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孙中山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11）这表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依然把反对外来侵略作为斗争目标之一。
    可见，中国近代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包括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内容，涵括不同阶级、阶层的各种形式的奋争。它不是仅用几个革命高潮或数个历史阶梯就能充分表述出来的。在近代反侵略的历史脉络中，义和团运动尽管有盲目排外的一面，但对它反帝爱国的作用是不容简单抹杀的。同样，洋务运动固然在对外方面有“外须和戎”的妥协一面，但对其抵御外侮，力挽主权的积极效应也应当是予以肯定的。
    二
    清王朝作为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其腐败统治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侄梏。它对外无力对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渗透，由于统治集团的昏愦虚骄和昧于世界大势而倍尝战败的苦果；它对内则进行专横统治，政治昏暗，经济凋敝，国力衰弱，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只有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或只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和革命，才能谋求社会的发展和争取社会的进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运动等推动社会变革的反封建斗争，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进步潮流。
    1851年，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以“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12）的豪迈气概，带领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打到江苏，建立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天京农民政权。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不仅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试图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社会，把历代农民战争对于土地的要求推向高峰，体现了反封建的革命意志。干王冯仁玕还撰写了《资政新篇》这样一部力图发展资本主义的文献，表明步入近代社会的农民也有实现近代化的意愿。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疾风暴雨之势席卷了半壁河山，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清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减弱，这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清斗争的开展和社会的前进。
    1895年，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运动的兴起。他们广设学会，大办报刊，宣传西学，力倡变法，同顽固守旧势力进行论战，促成维新运动的高涨。戊戌维新运动的目标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它的最高政治追求是变封建的君主专制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因此，这场运动又是一次反封建的政治改革运动。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13）的变法纲领，主张由制度局行立法权力机构的职能，“日夕讨论，审定全规，重立典法，”（14）并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革。梁启超主张兴民权以抑君权，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15）因此，维新派在政治上要求改革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要求兴民权，并争得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权利，冲破了封建王朝为箝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所规定的种种例禁，具有进步作用。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其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说：他“内察人民心理，外审世界潮流，知非政建共和，不足以言救国；非推翻清室，不足以建共和。”（16）因此，从孙中山在兴中会秘密誓言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主张，到1903年他为东京军事训练班制订誓词时写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至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上阐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其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愈来愈清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也逐渐深入人心，虽然辛亥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改权，在中国人民中间“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17），使中国历史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