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于苏联最终是通过斯大林的过渡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二次大战以后，这一“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固定模式，在刚刚诞生的人民民主国家中推广，使得我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是在我国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后期，显得尤为明显。
    （一）把我国的过渡时期界定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采取了直接过渡的办法。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固定用语。采用这一提法意在说明：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要在其它经济成分发展的同时，逐步地确立起它的主体地位，是最终达到战胜资本主义的目的，而不是一举彻底地消灭其它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但从1955年夏季以后，毛泽东放弃使用这一用语，改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他在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作的序言中说：“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于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页、99页、88页、98页、197页、218页、119页、181～182页）这一提法随即就成为了全党各级的统一用语。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虽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但却不是资本主义；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不是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因此，中国的过渡时期只能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强调“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就把当时存在着的多种经济成分简单地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把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以外的其它一切经济形式，统统划归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畴，从而在强调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把国家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甚至自留地一律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铲除，人为地造成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立。毛泽东在过渡起点问题上提法的变化，表明党中央首先是毛泽东象当年斯大林那样开始走上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道路。
    （二）、把过渡时期的工作重心片面地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以生产建设为工作中心，把完成国家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的转变作为进入社会主义的前提。总路线提出工业化和改造可以并举，但也以工业化为主。社会主义改造处于服从地位，为工业化服务。无疑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不仅是要将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而且还要将非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贯彻总路线的实际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轨道，开始片面地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意义和作用，提出“总路线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页、99页、88页、98页、197页、218页、119页、181～182页），“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5页）毛泽东并且认为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能解决工业化问题。他在解释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时说：“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办法解决了，我们也只能用这个方法。”（30），既然，苏联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解决了工业化问题，那么，中国也可以按照苏联的经验，通过迅速地解决所有制问题，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初衷，但它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总战线提出时建设和改造并举的正确方针。
    （三）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急躁冒进，盲目求纯。
    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党在制定总路线时还是较谨慎的，准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毛泽东的规划，至少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还不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时间）。但是到了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改变了他过去的设想，突然对党内“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保守主义观点了进行了批判，渐进的过程变成了雷厉风行的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首先掀起的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在这一高潮中主观意愿被层层放大，不少地方出现了违背自愿互利的原则，将土地、牲畜、大农具无偿上交归公，农民跳跃式地进入了农业高级合作社。据统计，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民由1955年下半年的14％跃升到96.3％加入高级社的农户也由4％发展到87.8％。在农业合作社高潮的推动下，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也以无比迅速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原先预计至少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不到4年就完成了，而且主要是通过1955年下半年后的群众运动来推动实现的。这些情况与当年的斯大林通过政治强力，在苏联推行全盘集体化是十分相似的。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斯大林过渡道路对我国过渡时期理论的实践影响。虽然，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的步骤、方式和方法与当年的苏联有所区别，但它所要实现的目标和速度几乎与当年的苏联相同，过渡后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明显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国民经济中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和集体所有制，并以不断实现全民所有制为最终目标；经济管理体制以高度集中、行政调节为主；取消市场，实行粮棉油等重要农业产品的统购统销；在分配领域中，执行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并趋向配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