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综观以上，我们认为我党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理论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相似，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主要是在1955年夏后），则逐渐地向以“战时共产主义”为背景内容的斯大林过渡道路靠拢。
    就理论本身而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经济政策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两者都在对落后国家的国情作出科学分析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但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在过渡问题上的思考要比苏俄新经济政策更有准备、更有理论预见性。新经济政策起初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正面冲击资本主义受到挫折后所采取的一项“退却”措施，尽管列宁最后通过它找到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但在当时却没有能够形成全党的共识，这也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宣告中断新经济政策，转而采用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性质的办法进行直接过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早在四十年代初已经基本形成，以后又经过了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全党形成了统一的思想认识。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它的胎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了它自身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点，因此，即使是在过渡时期的后期快速地向斯大林模式靠拢时，仍然在许多方面保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体现了建设和改造并举的策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我国没有采取苏联那种简单没收的政策，而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形式，创造性地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办法，最终实现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遵循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通过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到高级农业合作社会逐步过渡，避免了苏联当年“暴力”剥夺小农、集体农庄一步到位的错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和人的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等等。正如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目标模式方面虽然还是以苏联为榜样，在具体道路上却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济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注：胡绳《中国共党七十年》91年版，第336页）
    应该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比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全国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急切愿望，其执行之初的方针、政策也是比较科学可行的。问题在于“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第12条）以及在目标模式上越来越向斯大林模式靠拢。产生这样的发展倾向，除了客观上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缺乏建设经验，同时还面对着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政策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峻环境，需要苏联的经验和帮助等原因外，主要的在我党在主观认识方面产生了偏差。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被提上日程，毛泽东等中央一些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目标设想越来越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设想，逐渐地离开了本国的国情，放弃或部分放弃了原先经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转而采用斯大林式的过渡道路，把斯大林模式视之为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用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过渡学说来解释中国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1953年中央批准制发的《关于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就较多地引用了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些理论观点，把过渡时期看作为“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时期”（注：详参《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41～42页，59～60页），这样就人为地夸大了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冲突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其它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仍有积极作用的这一具体实际。再加上我们自己在革命战争胜利后渴求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满腔热情和急切愿望，以及长期战争环境所形成的高度集中和军事化传统的影响，其结果必然是通过“革命的方式”，用一连串地变革生产关系的方法来提前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恩格斯指出：“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过程得出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注：《马克思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 ）这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具体国情来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否则就会犯一系列的错误。中苏两国在过渡时期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科学的论断。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阶段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源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扎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又受到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启发，因而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它对当时乃至今后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过渡时期的后期，由于我们囿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忽视了具体的国情，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则给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下了许多的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