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初，卫所军的粮饷主要来自卫所军的屯田收获。具体军饷有多少来自屯田，虽然已无法确切知道，但从几个方面可以进行判断：
    第一，从明廷规定的明军拨屯的分数来看。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注：《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庚辰，台湾历史语言所校印本。）。朱元璋还下达过某些卫所军全部屯田的命令。朱棣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更定屯田法时，虽没有规定具体比例（注：其法规定：“守城军士视其地之夷险要僻，以量人之屯守为多寡。临边而险要者则守多于屯，在内而夷僻者则屯多于守。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屯亦多于守”（《明太宗实录》卷三○永乐二年四月甲午）。），但从实行的情况看，屯田的军士还是多于守城的军士，腹里尤其如此。军士屯田一分，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规定纳正粮12石，余粮12石。正粮归军士自己用，余粮12石上交（注：万历《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作本卫官军俸粮。这就是说，每一个屯军可以养一个守军。如真能按这个规定执行，屯田不但能够供给军队粮饷，而且有余。就是永乐二十年（公元1424年）朱棣实行的“余粮免其一半，止纳六石”（注：万历《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若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军队也完全能自供粮饷。
    第二，从某些记载来看。万历《明会典》记载：甘肃镇甘州左等15卫的屯田收入“足供军需”（注：万历《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边粮》。）；大同镇“国初军饷止仰给屯田”（注：万历《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边粮》。）；延绥镇“粮草数至盈十万”（注：万历《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边粮》。）。这些都是边镇的情况。内地往往屯军更多，可供自用当然更应不成问题。
    第三，从屯田子粒收入情况看。万历《明会典》载，辽东镇军原饷额：“屯粮七十万石，民运布三十一万匹，花绒一十四万斤，盐引一十四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引，京运银一万两。”（注：万历《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一五《会计》四《边粮》。）如果把布、花、盐、银都换成粮，那么70万石屯粮约占辽东军饷的51%。这里还应指出盐引141548引和京运银1万两都是正统时才给辽东的，洪武、永乐时没有。如果去掉此二项，洪武、永光时屯粮占军饷的分额更大。辽东是边镇，按朱棣的规定军队是守多于屯，即使守多于屯尚能自供军饷一半多，那么屯多于守的地方当会更多。《嘉靖惠州府志》载，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惠州府的惠州、碣石2卫，河源等7所屯田收入可供此2卫7所军饷的43%，其中靠近内地的惠州卫和河源等3所屯田可支军饷的81%多，龙川、长乐2所屯田收入完全够支军饷。嘉靖年间，屯田已经大坏，这时屯田收入的子粒不及永乐年间的1/3，但惠州府的卫所屯粮尚可支军饷的43%，可见明初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明初有些卫所屯田收入完全可以自给，就全国来讲，自给率在60%左右，至少也多于一半。
    明初，军饷的来源除军队自己屯田外，在边防还实行开中法和令内地供给边防一定的粮食和布花，但这些都是补充性质的，为数不多。
    至于京运银给边，明初也很少。从万历《明会典》来看，只有宣府一镇给5万两，其它各镇正统以前基本没有，有时可能给点补充，为数不多。甚至到嘉靖二十一年前也只有6镇给京运银44万两（注：魏焕：《皇明九边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影明嘉靖刻本。六镇是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甘肃、宁夏。王德完《国计日绌边饷岁增乞筹画以裕经费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中讲，弘治、正德年间，“各边年例大约四十三万而止”。）。
    总之，明初军饷主要仰给于屯田，其次是民运，再次才是国家给的盐引和京运银。
    明初建立起来的军饷制度，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很大变化。概括起来就是年例银代替了屯粮的位置，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当然这个变化有一个过程，以九边来说，嘉靖二十一年以前屯田收入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京运年例也不占主要地位，占第一位的是民运粮草和布花之类（注：魏焕：《皇明九边考》载：九边民运粮1773579.48石，另民运布965381余匹，花331000斤，而这时的屯粮只有935604.18石，年例银44万两。《皇明九边考》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但到嘉靖后期和隆庆年间，京运年例已占边防粮饷的第一位（注：王德完在其《国计日绌边饷岁增乞筹画以裕经费疏》中说，嘉靖年间，各边年例为270余万两。成书于隆庆三年的《九边图说》载，当时九边年例银共2540399.51937两。），其次是民运，再次才是屯田收入。万历年间当然更是如此（注：万历《明会典》载，当时九边年例银3094885.3381两，九边民运银1123075.251两，粮1552146.024石，而这时的屯粮只有1416955.9845石和屯粮折银234718.6506两。）。
    沿海的内地军饷制度也有变化。其一是增加税收，以充军饷。嘉靖年间江南就加派40万两，谓之提编（注：《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在福建、嘉靖四十四年加派的办法是丁四米八，即在正赋之外，每丁缴银4分，米一石缴银8分。）。其二是请求朝廷拨发盐课。谭纶任福建巡抚就曾请求朝廷发淮浙盐课16万两。其三是扣解向朝廷上缴的税粮。其四是以杂项收入补充军饷，如贼罚银、山香银、关钞银之类。总之，由于军饷增加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筹措钱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