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来，即嘉靖、隆庆、万历至启、祯间，以至到清初，江南地区的一些学者如归有光、顾宪成、顾炎武和黄宗羲展开了“是非”问题的争论。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江南学者“是非”之论的发展演变，认识根源与社会根源，阶级实质，历史地位，提出初步看法，以期对明清之际批判专制主义思潮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是非”之论的发展演变过程
    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由嘉靖、隆庆间昆山人归有光提出“国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议”的廷议说开其端，经万历间无锡人顾宪成指出的东南地区出现了有别于“庙堂之是非”的“外人之是非”论，到明清之际昆山人顾炎武提出的“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议之”的清议说，和余姚人黄宗羲提出的“公其是非于学校天子不敢自为是非”的学校说，总结以往江南学者和思想家对是非问题的认识成果，而最终走上对“天子之是非”的批判。
    归有光生活于嘉靖隆庆时，由于嘉靖以来吴中地区的社会变迁，他开始关心世务，是江南地区较早对是非问题进行争辩的学者。隆庆元年（1567），他代浙江乡试主考官拟定程策说：“国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议……‘议，其尽天下之公乎？’……不专于一人，不询于一说，惟其当而已……汉制，大夫掌论议事，有疑未决，则合中朝之士而杂议之。自两府大臣，下至博士议郎，皆得尽其所见，而不嫌于以小臣与大臣抗衡，其道公矣”（注：《震川先生别集》卷之2上《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这就是说国家大事应由“天下之议”来决定。
    顾宪成生活于万历间，与他同时代且有交往和思想交流的王锡爵是太仓人。王锡爵曾给归有光写墓志铭，对归的学术和政治思想有相当的了解。万历12年（1583）王锡爵作为大学士，能参与机务，对神宗提出“辟横议”建议（注：《明史·王锡爵传》。）。万历14年，顾宪成到北京拜谒王锡爵，王告诉顾，北京有“异事”：“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也告诉王锡爵东南的“异事”：“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他们说完后，“相与笑而起”。他们决不是在搞文字游戏而是在谈论“庙堂”与“外人”两种对立的是非观。侯外庐先生指出“外人”隐指以顾宪成为首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些在野势力（注：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第1110页，第1104页。）；王锡爵和顾宪成对东南与朝廷在是非问题上的对立态度，是会心一笑。这说明万历时江南地区出现了有别于“庙堂之是非”的“外人之是非”；顾宪成说：“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注：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第1110页，第1104页。），表现了反对“朝廷之是非”而追求“天下之是非”的意愿。
    明清之际黄宗羲提出“公其是非于学校天子不敢自为是非”的学校说，顾炎武提出“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议之”的清议说，把归有光、顾宪成对是非问题的争论推进了一步。黄宗羲赋予学校掌握政治是非标准的功能。他认为，古代，学校兼有设计治国方略任务，后代，“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挞以为非”：一切以朝廷的是非为是非实际造成了无是非的局面。书院曾一度掌握了天下是非权，和朝廷的是非发生了严重冲突，朝廷以武力和政治压制书院的是非，是非的标准又统一于朝廷，但天下随之而亡。他认为学校“必使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即学校不仅应养士而且应该掌握天下之公是非。在太学，选拔当世大儒或退休宰相为太学祭酒，其权威大于天子乃至宰相六卿，有权批评政治得失：“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学，学官的权威大于郡县官，“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而再拜……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注：《明夷待访录·学校》。），他赋予学校以批评政治得失的功能。在政治是非问题上，顾炎武与黄宗羲有相通之处，他认为应该有“清议”以评论政治得失：“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议之”，如子产不毁乡校，汉文帝止辇受言，唐宪宗以白居易乐府诗来观时事得失（注：《日知录》第19，“直言”。）。这种评论政治得失要靠皇帝接受人民劝谏、讽刺、议论来实现。
    从归有光，到顾宪成、王锡爵，再到黄宗羲、顾炎武，对政治是非问题的争论过程基本如此。江南学者对是非问题的争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隆庆时江南学者要求对田赋、盐课、治河、边事等具体经济问题的发言权，如归有光就说“今庙堂方有郊社宗庙之议，而天下田赋未均，盐课折阅，历纪渐差授时之度，徐沛岁有治河之役，术良哈之属役翻为外应，受降城之故地弃为虏巢，则此数者，正今日之所宜考。毋谓汉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略追三代之遗文古义，而所谓法后王者，谓此也”（注：《震川先生别集》卷之2上《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这是提出应效法汉朝的廷议，来讨论、决定郊社宗庙和田赋、盐课、历法、治河、边事等国家大事的孰当孰否、孰是孰非。万历时，江南学者在要求对经济问题的发言权外，又发展为要求具体政治问题的发言权，表现为东林党人如顾宪成等人的“讽议朝政，裁量执政”（注：《明史·顾宪成传》。），谴责朝政的腐败黑暗，反对阉党及其爪牙的专权乱政，反对矿税，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等。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对政治制度的大是大非问题展开批判。黄宗羲认为，明朝政治最大之“非”是明太祖罢宰相：“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宫奴掌握宰相之权；古代皇帝和臣只是一位之差，后世小儒神化君权，“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汉唐宰相与皇帝坐而论道，宋朝宰相只能立谈，明废宰相而设廷杖，皇帝“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应恢复汉唐宰相参与议政、批阅章奏的职权（注：《明夷待访录·置相》。），这具有限制皇权的用意。同时他们认为应扩大地方的权力，顾炎武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即把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下放给郡县，使郡县既有其责又有其权（注：《日知录》卷9《守令》。）。自秦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来，地方权力归于中央，归于皇帝，而他们提出恢复宰相制和扩大郡县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的主张，就是反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