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军历时两年、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是以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的大会师为胜利标志的。60年后的今天,在纪念这个历史性胜利的时候,不能不记起朱德总司令。由于他正确地贯彻党的北上方针、坚定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终于克服了漫漫征途上的危机和艰险,铺平了通向胜利会师的道路。 一、把南下部队引向重新北上的道路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师时,两大主力部队合起来兵力超过10万,如果能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合力北上,将十分有利于红军完成战略转移、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但是,由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会师后他代替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怀有个人野心,自恃人多枪多,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导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三个月后又在草地分离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给党和革命队伍带来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这时,率红军总部同张国焘在一起行动的朱德,身陷逆境,但他以其特有的坚定和智慧,挑起了克服这场危机的历史重担。他把高度的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的斗争可以概括为四个特点: 第一、不离开队伍。 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朱德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脱离张国焘单独北上,或率留在四方面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人马寻机转而北上;二是跟着南下的部队走。两种选择比较起来,虽然第一种选择有一定风险,但可以回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队伍里,很快完成长征;而第二种选择,不仅要经历更多的艰难困苦,而且难免受到张国焘的挟制甚至迫害。朱德经过考虑,毅然选择了后者,为什么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随党中央北上陕甘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仅有7000余人,加上陕甘苏区的红军也不到1.5万人,而随张国焘南下的部队仍在8万以上,显然,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是党在领导鄂豫皖根据地、陕川根据地的斗争中艰苦创建起来的,不能把它丢给张国焘不管。而且朱德相信,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一旦广大指战员通过实践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就会拥护北上抗日的方针。不离开南下队伍,是朱德最终能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前提。 第二、不背离原则。 朱德同一向专横跋扈的张国焘一起行动,处境是十分艰难危险的。但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坚持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临大节而不辱”。 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10凌晨随党中央先行北上后,张国焘企图迫使他们背离中央,于12日致电红一、红三军领导人,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望速归来”,(注:1935年9月11日张国焘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电。)朱德断然拒绝签署这份电报,张国焘只好以个人名义发出。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张国焘立刻制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为此,他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没有答应。他又在阿坝、卓木碉等地开会,在会上攻击中央率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是“逃跑主义”,并逼迫朱德当众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朱德面对围攻,不为所动,坚定地表示: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朱德还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他还以事实驳斥张国焘等污蔑毛泽东的流言蜚语。朱德还陈言大义:“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敌当前,要讲团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9、475、482、483、497页。) 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树起反党旗帜,宣布另立“临时中央”。还宣布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不能另起炉灶”,“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9、475、482、483、497页。) 第三、不激化矛盾。 朱德对张国焘的斗争,既讲原则,又讲策略,既讲斗争,又讲团结,而且是立足于团结,把问题作为红军内部的矛盾来解决,防止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的,从而导致革命队伍的破裂。为此,朱德忍辱负重,“胸怀大如海”,不计较张国焘及其追随者对他的刁难、攻击、谩骂和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同时,做好那些反对张国焘的同志的工作,要他们耐心等待,顾全大局,不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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