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原一方面军部队中有人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耐心地对他们讲：我们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他特别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有可能遭到打击迫害的负责干部：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对被张国焘抓住把柄、加以打击迫害的干部，朱德则竭力给以保护，使他们免遭不测。
    不激化矛盾，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就给张国焘“留下转圜余地”，赢得了一步一步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时间；就避免了革命队伍的最后破裂，使红军最终走向团结统一。
    第四、不放弃职责。
    对这一点，当时红四方面军军事负责人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曾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终至不能在川康边立足。经过几个月苦战，部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朱德开始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主动。
    1936年2月初，南下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在战局日益严重不利的情况下，朱德和徐向前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川西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这时，接林育英、张闻天从陕北来电，就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成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也不得不同意。于是，南下部队又踏上了重新北上的道路。朱德对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二、促成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共同北上
    光是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还不会有后来的三大主力会师。促成红二、六军团（即会师后的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共同北上，是实现三大主力会师的关键。这一步棋，应该说是朱德的匠心杰作，功不可没。
    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长征开始前，已与党中央“久失联络”。1935年9月底，南下途中的红军总部因为掌握电报密码，接获了红二、六军团争取和中央联系的电报，建立了与红二、六军团的通讯联系，此后经常互通情报。朱德作为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对红二、六军团的命运极为关心，常对他们的军事行动给以必要的指导。这些电报，多是与张国焘联署发出。
    红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后，经过四个多月艰苦转战，于1936年3月进到黔滇边界的亦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3月23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二、六军团：“建议你们在渡河技术有把握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注：1936年3月23日、30日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30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我们当尽力策应”，“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注：1936年3月23日、30日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
    这里应说明，朱德虽与张国焘联名让红二、六军团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但两人的目的却不一样。朱德在建国后同原二方面军同志谈起此事说：“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但他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注：1960年11月9日《朱德委员长谈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纪要》。）
    红二、六军团接到红军总部的电报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决定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北上。这时，红四方面军已越过大雪山，转移到康北地区。“原来不准备在这一带立脚，只想筹足必要的粮物，即刻北上”。得知红二、六军团决定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提议，四方面军暂在现地休整补充，接应二、六军团北上，大家都同意。”（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9、475、482、483、497页。）
    但是，就在朱德为红二、六军团决定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师感到欣慰之际，4月1日，接到林育英从陕北发来这样一封电报，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这个电报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迷惑不解，不知该怎么办。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9、475、482、483、497页。）由此可见，朱德的决策对三大主力会师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
    为了策应和等待红二、六军团的到来，朱德和四方面军在康北高原度过了异常艰苦的四个月。一方面派出一部南下雅江、理塘迎接二、六军团，一方面进行再次北上各方面的准备。因此，朱德和战士们一起找野菜充饥，节约粮食；和战士们一起捻毛线，织毛衣，准备御寒棉衣。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气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赢得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