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非”之论的实质及历史地位
    归有光的廷议论，顾宪成的“外人之是非”论，顾炎武的庶人议政论，及黄宗羲的学校是非论，其实质是什么？他们果真认为政治是非应由全体人民决定吗？非也。他们其实是在要求江南富户对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归有光对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和江以南赋税不均十分不满，他说：“江右田土不相悬，而税入多寡殊绝……苏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吴赋十倍于淮阴；松江二县，粮与畿内八府十七县埒，其不均如此。”（注：《震川先生集》卷25，《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卷9，《送县大夫杨侯序》；卷8，《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他看到东南民力衰竭与国家赋税之矛盾，说：“东南之民何其疲也？以蕞尔之地，天下仰给焉……东南民力物产虽号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复囊昔。”（注：《震川先生集》卷25，《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卷9，《送县大夫杨侯序》；卷8，《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他认为吴中富民的破产是因为嘉靖以来苏松重赋，根本原因是国家取之东南用之西北，因此他提倡西北水利和东南水利，而又认为国家应该实行“安富之道”，保护“大户”富民的利益（注：《震川先生集》卷25，《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卷9，《送县大夫杨侯序》；卷8，《昆山县倭寇始末书》。）。同时，昆山人郑若曾著《苏松浮赋议》，用具体数字论证明朝苏松二府田赋总额311万石，比宋元时100万石增加三倍，比湖广和福建两省赋税总额还多10万石，比直隶其他12府78县赋税总额165万石多近二倍；苏松赋重直接损害“有田者”的实际利益，“苏松……有田者为赋役所困，竟竟乎朝不保夕”（注：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11。），他认为“天下惟东南民力最竭，而东南之民又惟有田者最苦”（注：郑若曾：《江南经略·凡例》。）。万历时武进人唐鹤征著《武进志》，对江南民田重赋表示不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下《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专文，对“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感到“事之不平，莫甚于此”，认为要改变富民的破产，应重新丈量土地、定其土壤等第、依等纳税（注：《日知录》卷12，《苏松二府田赋之重》。）；黄宗羲认为每户应授田五十亩，其余土地听富民自占。同时他们都反对朝廷对东南的经济掠夺，归有光批评“天下之大而专仰给东南”、“取者无穷而民生日蹶”（注：《震川先生别集》卷之2上《嘉靖庚子科乡试对策》。），顾炎武批评“今之人君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注：《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的经济掠夺，*宗羲对“江南之民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注：《明夷待访录·建都》。）和“郡县之赋……解运之京师者十有九”（注：《明夷待访录·田制一》。）的赋税、漕运之制深为不满。他们关心江南民生利病，或者确切地说是关心江南“有田者”即富民的利益，而反对朝廷的无限权力，反对朝廷对东南富民的经济掠夺。因此其是非之论的实质，是要求江南富民对国家政治是非的议政权和决定权，是有其阶级和地域特色的。
    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封建社会判断政治是非，主要依据“上之是非”和“古之是非”，“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注：《墨子·尚同》。）；“古之所是则谓之是，古之所非则谓之非”（注：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9。）。这两条也就是皇帝的是非标准和孔子的是非标准。前者是政治的，法律的；后者是学术的而又为政治服务。君主专制统治有渐强之趋势，但明中期以来出现了反君主专制的思想，这种反对基本沿着两条线开展而又不是绝然分开。李贽是从学术方面坚决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家，他指出，汉唐宋千百余年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等于无是非，而提倡“今日之是非”（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并用于历史评论中。归有光、顾宪成、顾炎武、黄宗羲是从政治经济方面反对“天子之是非”而提倡“天下之是非”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的“是非”之论，具有明显的反专制主义的特点。对顾宪成、顾炎武、黄宗羲的反专制主义思想，不难理解。对归有光则需多说几句，他提出应效法汉朝的廷议，由廷议讨论、决定郊社宗庙和盐铁、历律、河渠、边事等重大问题孰当孰否、孰重孰轻、孰是孰非，这说明什么呢？汉朝的廷议制对皇权有制约，何兹全先生指出：“皇帝的废立、国家大事、立法、官爵封赠等，皆可由廷议提出意见或由廷议作出决定。廷议由皇帝诏令召集，意见由皇帝最后裁决。这种制度……对皇帝权力不无限制作用。”（注：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315-31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归有光提倡效法汉朝廷议，应该认为具有限制皇权不顾盐铁、治河、边事等有关民生利病国家安危问题，而一味讲究郊社宗庙的思想意识。尽管元人邓牧早已有民主思想，但那是他的“独鼓”之音（注：《伯牙琴·自序》。）。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不仅在当世有知音，而且在晚清有梁启超、谭嗣同这样的同调，对鼓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最后要强调的是，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对明清之际批判专制主义思潮的产生有思想启发作用，因为尽管有明清更迭对顾炎武、黄宗羲的影响，但促使归有光、顾宪成等人起而争是非决定权的社会经济根源，即东南民生利病，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在明末越发严重，成为广泛的“天下郡国利病”。由对江南重赋等东南民生利病问题的关注，发展为经济、政治是非标准的争论，通过对记载经济政治制度的典章制度史的不满、批评、研究之折射，最后走上对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总批判，这就是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基本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