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非”之论的根源
    如历代封建皇朝一样，明朝的政治是非标准掌握在皇帝手中。明神宗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虽各因时制宜，而与治同道，则较若划一”（注：《明会典·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万有文库本。）。为什么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要起而争“是非”问题呢？我有许多原因。首先他们有独立的学术见解，关于顾炎武和黄宗羲的独立学术见解，学术界所论颇多，此不赘言。特别指出，归有光是明中期敢于反对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第一人。他认为朱子的传注有功于孔子，但真能符合孔子原意的不过十分之三四，六经非一人之说所能决定，朱熹以一人一时之见解，不能都符合孔子原意而无一言之悖（注：《震川先生集》卷10，《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卷9，《送何氏二子序》；卷10，《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卷11，《赠张别驾序》。）。他批评“世儒果于信传，而不深惟经之本意，至于其不能必合者，则宁屈经以从传，而不肯背传以从经。规规焉守其一说，白首而不得其要者众矣”（注：《震川先生集》卷10，《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卷9，《送何氏二子序》；卷10，《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卷11，《赠张别驾序》。），表达了反对经学上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以阳明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这使他们敢于对一切是非问题进行重新认识。
    其次，嘉靖以来苏松二府赋税之重和社会变迁使他们对赋税不均和吏治风俗变迁等民生利病、大是大非，进行议论批评。归有光说：“昔之为者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今之为者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常不行，此可思其故”（注：《震川先生集》卷10，《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卷9，《送何氏二子序》；卷10，《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卷11，《赠张别驾序》。）；“吾县之人力耕以供赋贡……独于是非之实亦有不能昧者”（注：《震川先生集》卷10，《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卷9，《送何氏二子序》；卷10，《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卷11，《赠张别驾序》。），要对“是非”、“是非之实”，进行“思其故”。他的朋友郑若曾认为苏松土壤条件是“水多而土淖，故田为第九等而下下”，但是“今日赋额之重惟苏松为最”，表示“愚不能无议”（注：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11。）。东南学者特别重视赋税制度的沿革，归有光批评《一统志》和《明会典》没有反映各地山川原委、方物土贡、土壤等第，松江人何良俊批评《明实录》对典章制度记载失当，上海人王圻于万历间著成《续文献通考》。明亡后，顾炎武著《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重视典章制度是明中期以来吴中学者的共同学术特点，归有光、何良俊是较早倡议的，王圻是最有成就的，顾炎武和黄宗羲总结批判了专制主义经济制度的掠夺性和政治是非的独断性。由对江南重赋等民生利病问题的关注，到对记载经济政治是非的典章制度史的批判，再到对政治制度的总批判，表现了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由对东南民生利病的关注，到对典章制度史的不满，再到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的曲折的认识历程。
    再次，嘉、隆、万至启、祯间，江南人要求减免苏松赋税之意愿被苏松官员们嘲笑，而发展西北水利的建议和实践也被朝廷否定，使江南学者认识到争取政治是非决定权的重要性。嘉靖间，苏松官员“闻蠲赋之语往往相顾而笑”（注：《震川先生别集》卷之2上《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而他们的三吴水利建议往往“格于因循积习之论”（注：《震川先生集》卷11，《送周御史序》；卷16，《常熟县赵段圩堤记》。），兴修西北水利以解决北京粮食供应的建议和实践最终也被朝廷否定。嘉靖19年归有光在南京乡试中提出西北水利建议，贵溪人徐贞明是西北水利的积极实行者。万历12年，长洲人申时行为首辅，歙县人许国为次辅，太仓人王锡爵兼文渊阁大学士，“三人皆南畿人，而锡爵与时行同举会试，且同郡，政府相得甚”（注：《明史·王锡爵传》。），他们支持徐贞明开畿内水田（注：《明史·申时行传》。）。徐贞明在京东地区开垦水利田39000余亩，而出身北方、占有大量荒地的宦官和官员担心水利修成会像江南一样纳税，于是在神宗面前反对这件事，徐贞明被迫退回家乡（注：《明史·徐贞明传》。）。这意味着江南人解决江南重赋问题的失败，归有光之子归予宁痛心地说：“徐公……开西北水利，诚百世之利，亦中止而不行。今东南民困已极……乃今西北之水田既废已久，而惟仰给东南一隅……予宁每怀杞人之忧”（注：归予宁：《论东南水利复沈广文》，《三吴水利录·附录》。），这使江南学者认识到政治是非的决定权比技术因素更重要。而明末东林党人的“是非”遭到朝廷压制的教训，更使复社中人黄宗羲认识到政治是非决定权的重要，他对以朝廷是非压制书院是非记忆犹新：“（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于是禁伪学、毁书院。他认为“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使天下是非统一于朝廷，这“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他痛心地指出镇压书院的是非权是明亡的原因：“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学校）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户口，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注：《明夷待访录·学校》。）惨痛的教训使他更重视是非的决定权，因而赋予学校决定政治是非的功能。
    最后，江南学者之间有学术和思想的交往和影响，归有光之于顾炎武，顾宪成之于黄宗羲，黄宗羲与顾炎武，都有间接或直接的影响。顾炎武与归有光同县，乡里相距不远，他与归有光之曾孙归庄是复社中同志好友，他们“入则读书作文，出则登山临水，间以觞咏，弥日竟昔，…归生与余无日不作诗，往来又日密，如是者又十年”（注：《顾炎武文》之《从叔父姆庵府君行状》。）。归庄编辑刊行了《震川先生集》，毫无疑问，顾炎武会受到归有光的影响。黄宗羲是复社中人，无疑受到东林党人的影响，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评论明朝政治、经济、军制等，其思想得到顾炎武的赞同。康熙15年（1676），顾炎武在蓟门致书黄宗羲：“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注：黄宗羲：《思旧录·顾炎武》。）日常交往或学术交流必然影响到思想。诸人的“是非”之论，虽然语言表达形式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