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著名大商人如范蠡、白圭等，及商业理论家计然为明清商人所崇奉，他们的经营管理思想也为明清商人所继承，在经商实践中广泛使用，成为明清商人致富的又一法宝。这方面的例子并不少见，光是在明清徽商中就有许多。黄莹，字元洁，“少读书，通大义，观太史公《货殖列传》，至计然之言：‘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故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又见猗顿以盬盐起，与王者埒富，大悟若旨，不效世用一切徂诈术，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恒若执左契，诚一所致，业饶声起”（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元洁对经商之道的领悟，是通过阅读《货殖列传》获得的。其中所载商人及商业理论家如猗顿、计然等的经营思想，对他经商原则的确立起了关键的作用。徽商中还有许多商人的经营艺术，也来自于对春秋战国商人的效法、模仿。郑朝霁，字伯望，“事贸迁，驰心猗顿，托迹计然，东涉维泗，西历郢鄢，审势趋会，顺时卑昂，务完母息，操赢过当”（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程善敏，字公叔，“弃儒就贾，承祖父之遗业，客廛于春谷之清江，行白圭治生之术，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同甘苦，克俭克勤，弃取异尚，未凡而家温食厚，享有素封之乐”（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程致和“幼读异书，不欲沾沾习博士艺，卜居春谷，行白圭治生之学，以美恶占岁，以弃取伺人。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观变若猛兽鸷鸟之发，以生以息，几廿年而业振”（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汪君实遵父命放弃儒业，“挟计然之策，游方城汉水间，观时居积，生殖渐丰”（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黄应宣“师计然之策，商隐江湖，能任人趋时，入什一之利以自给。生平不设机智，仰利巧以网利”（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章绪毓早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甫弱冠即“师端木，法计然，贸易徽浙，持筹屡中，不十数年遂起其家”（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程胜恩，字恒之，家世业农，值荒年，家计维艰，遂“效白圭治生之学，弃农就商，往来荆襄吴越间，勤昧旦，忍嗜欲，趋时观变，人弃我取，与僮仆同苦乐，以生以息，不十年而家成业就，享有素封之乐”（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黄存芳，字汝贵，十六岁时，跟随父亲经商历阳，“甫弱冠，即能与时俯仰，握计然之划，数年遂累千金”（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方道容，字公和，“挟赀游吴越，操计然之划，审盈缩低昂，不屑屑锥刀间，人称良贾”（注：《徽》329条，660条，301条，297条，289条，913条，303条，952条，327条，1419条。）等等。这些大量的引证材料都说明，明清商人所奉行的勤俭、预测市场、运用市场规律的经商原则，都是明清商人汲取春秋战国商人经商智慧的结果。
    三
    佛教教义对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一定的影响。佛教，公元前六世纪诞生于南亚的印度，其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被尊称为释迦牟尼。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社会中，逐渐传播开来，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在唐代，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完全中国化，到达其鼎盛时期。在民间，信仰佛教者非常普遍；在社会上层，也有不少虔诚的信徒。明清时期，佛教仍是信徒众多，寺庙遍布名山大川，且深入宫廷，为皇家信奉。其教义对人们的心灵和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商人的经商行为也自然包括在内。佛教教义对经商行为的影响，我们所见材料不多，但影响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从理论上推断，还是从史料中考察，都无法推翻这个看法。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里，我们从明末小说中引述一则，以资说明。
    《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写道：宣德年间，在繁忙运河之畔的河西务镇上，住着一位老者，姓刘，名德。夫妻两口，年纪六十有余，没有兄弟子女。有几间房屋，数十亩田地，又在门首开了一个小酒店，刘公平素好行善事，赈乏济贫无所不为，对来店喝酒的客人也极其和善。“凡来吃酒的，偶然身边银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或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勾了自己价银，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苟取。有晓得的问道：‘这人错与你的，落得将来受用，如何反把来退还？’刘公说：‘我身没有子嗣，多因前生不曾修得善果；所以今世罚做无祀之鬼，岂可又为恁样欺心的事！倘然命里不该时，错得一分到手，或是变出些事端，或者染患此疾病，反用去了几钱，却不到折便宜。不若退还了，何等安逸。’因他做事公平，一镇的人无不敬服，都称为刘长者。”（注：《醒世恒言》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刘德开酒店，价格公道，不肯多收人银钱，这一经营之道的产生，其原因有二：一是前生造孽，今生无有子女。因此，今生再也不能做欺心的事了。二是多收了银钱，如因此而生出这些事端，或染患疾病，反倒不便宜。从刘公的自我解剖看来，刘公对来世观念，因果报应之说笃信至深！而儒家强调今世的人格完善，道家追求成仙长生不老，因果报应、来世观念更是儒道所无，唯佛教独有。刘公的经营观念显然受佛教影响无疑。
    总之，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是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哺育了它，并使它放射出耀眼的异彩。离开了传统文化，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将失去重要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