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道光两朝共55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中古时代走向近代的转折时期。斯时清朝统治已从百年鼎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内乱外侮，使社会迅速陷于衰败、动荡。从对外关系来说，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最终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大门，东西方冲突和文化撞击的严峻局面陡然摆在面前，这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局迫使中国有着强烈危机意识的先进分子起而寻找变革图强的道路。时代的剧变反映到嘉道年间的学术风气上，必然表现为新旧推移的深刻变化。不少有识之士转向关心社会现实，慷慨论天下事，呼吁外御其侮和“师夷长技”，成为学术史上一大转捩点。龚自珍和魏源正是开一代风气的出色思想家和学问家，他们的主张和著作堪称是大转折时代绽开的绚烂之花。
    一
    最能显示出这两位卓越学者紧扣时代脉搏之治学特色的典型例证，是他们都曾深入学术研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提出了非凡的预见，成为嘉道时期交相辉映的学术特色。
    龚自珍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29岁青年的敏锐见识和豪迈之气，写成《西域置行省议》这篇名文，提出了巩固国家辽阔版图、加强边防的一项根本大计，这一在近代史上为此后客观情势的发展所完全证实的预见，其重大意义可从三方面来认识：一是治学符合时代的迫切需要，扣准了时代的脉搏；二是他考察新疆问题有更高的着眼点--国家的长治久安；三是他为这项周密的建议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清朝建起空前疆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系统地研究西北边疆地区的地理沿革、民族关系及其历史变迁，乃是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清中叶以后，沙俄和英国不断侵扰我西北边疆地区，至道光年间边疆危机更加突出。晚清学者关注西北地理蔚成风气，龚自珍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任国史馆校对官时，参加重修《一统志》，曾写有《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订正旧志中蒙古、新疆、青海地区有关部落居住、历史沿革、山川地理等方面的错误缺漏，共有18项之多。这些都说明龚自珍对于边疆史地的渊博知识。
    龚自珍在上述学术氛围和本人精湛研究基础上撰成的《西域置行省议》，是向清政府建议并规划对治理新疆实行根本性改革，以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管理，巩固边防。新疆地区自清初已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在100多年间， 朝廷对新疆的管理却一直采取委派将军、参赞大臣等“镇守”的办法，且保存原有各级“伯克”统治人民的世袭制度。这显然落后于形势的需要，不利于有效地开发、管理新疆，不利于巩固国家统一。龚自珍在应进士试的朝考中，曾“直陈无隐”，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与前代大不相同，“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汉唐时代的“凿空”、覊縻”办法已完全不适用了；今天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加强国家统一、实现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管理、在新疆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御试安边绥远疏》）这篇《西域置行省议》的中心主张，是新疆建立行省，行政、军事制度与其它行省划归一律，任命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废除以前委派将军、参赞大臣“镇守”的办法。实行郡县制，取消过去保留的“伯克”制度。龚自珍所规划的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又是同他着眼于解决国内社会危机、冀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更高目标相联系的。他对清朝统治已到“衰世”，社会矛盾尖锐、危机深重的书面看得很清楚，尤其对大量农民丧失土地、变成流民，和城市游荡人口日众的现象感到严重不安，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艰难倍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因此他把开发新疆与解决国内社会危机联系起来，提出迁内地无业游民和移民开发新疆的办法：“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按，“损西益中”即开发新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之意。）“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均见《西域置行省议》）既解决内地人口过剩、游民无以为生、造成社会不稳定问题，又解决开发新疆、加强边防的问题。他认定，这项重大建议和规划反映了历史发展和客观情势的必然进程，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利于新疆的建设和加强边防，又利于中原内地，兼顾了全局和局部利益。龚自珍为撰成这篇《西域置行省议》，苦心经营了三年之久，表现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崇高的责任感！
    龚自珍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著名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预言：“五十年中言定验”，确信他的建议反映了客观情势，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龚自珍的预见是正确的。1876年（光绪元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率兵讨伐沙俄和英国帝国主义侵略新疆的工具阿古柏反动政权。1877年，收复南疆之后，左宗棠从统筹全局出发，主张建立行省，设置郡县，削减地方头目的权力，省兵节饷，树立长治久安的基础。清政府表示赞许，1884年，任刘锦棠为新疆巡抚，正式建立新疆省。此距龚自珍建议的提出不到50年。左宗棠这位晚清重臣成为龚自珍预言的执行者。另一晚清重臣李鸿章则对此评论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黑龙江述略序》）李鸿章称龚自珍的预见是由“忧患而得”的“雄伟非常”之设想，倒是很中肯的。
    魏源是龚自珍的挚友，治学旨趣相投。魏源在道光年间，对于同样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治理黄河问题，也提出了卓越的预见，断言“黄河将自行改道北流”。事隔13年后，他的预见完全应验。这两位经世派魁杰所论的领域虽然不同，而同样出于关心国家利害、民生疾苦，规划天下大计，同样令人惊叹地得到事实的充分验证，宛如花开并蒂，为嘉道学术增辉生色。
    水利问题对于农业社会，尤其对于中国这样水灾频仍的国家，是关系国计民生之极其重要的问题。魏源对水利问题早就悉心研究。道光六年（1826），他33岁时，代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书中即选有不少论述水利问题的文章、奏议。他阅历甚广，足迹遍及两湖、江浙、鲁皖、冀豫大地，所到之地，必对当地水利问题作调查访问，证之于历史记载，探求问题之所在和兴利除害的办法。他写有《畿辅河渠议》、《与陆制府论下河水利书》、《湖广水利论》、《江南水利全书叙》等文，对华北、两湖、江南水利问题均有卓见。
    研究治理黄河，尤其花费了魏源大量的心血。在当时，黄河的祸患，同鸦片走私造成的白银外流、漕运、盐政一样，都是严重危害国计民生的大患，而黄河造成的灾害最大，国家每年耗费的财政开支也最巨。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呕心沥血写成《筹河篇》上、中、下三篇，上篇痛切地陈述清代200年间治河策略的失当和河工管理的种种弊端； 中篇总结自汉代以来治河的历史经验，论证黄河改回北行旧道的六大利处；下篇驳斥各种阻挠实行正确策略的错误主张，指出治河方法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与利用治河巨额费用中饱私囊的腐朽官吏的斗争。魏源的中心主张是“改河”，即“筑堤束河，导之东北”，令黄河改回北行，由山东入海。魏源指出，开封、兰考以东，地势南高北低，每次黄河北决，要徙之重新南行都是难之又难，因为这是违反地势水性的错误做法。北决，则符合水势向下的规律，而每次从北岸决口，河水必定贯穿张秋运河，再沿大清河入海，这正是黄河的天然河道。治河的根本策略，就是利用黄河自行北决，或是用人力使之北行，沿这条天然通道入渤海。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之不可移易，他又滔滔雄辨，纵论历史，缕举自周定王以来2000年黄河河道的变迁，分析自东汉王景至明代靳辅等著名治河专家策略的得失，最后得出结论：“自来决北岸者，其挽复之难，皆事倍功半，是河势利北不利南，明如星日。河之北决，必冲张秋，贯运河，归大清河入海，是大清河足以容纳全河，又明如星日。”“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人力预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这一结论，实是魏源研究水利问题的科学发现，是元代以来治理黄河历史经验的精到总结，是嘉道学术史上又一闪耀着智慧之光的预见！
    魏源的卓越之处还在于，他认识到治河不仅是工程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提出种种阻挠借口的人，骨子里是企图利用黄河祸患频繁、国家麋费浩巨，而从中贪污中饱，发国难财。他们反对让黄河改道北流的真正原因是害怕他们多年经营的巢窟被一朝扫荡。（以上均据《魏源集·筹河篇》）
    魏源提出的具有宝贵决策意义的主张并没有被采纳，这在那个时代不足为怪。然而，事情的发展正像魏源所预见的，“人力纵不改，河必自改之”。13年后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果然从兰考境内的铜瓦厢向北冲开决口，滚滚黄水沿着故道，从大清河流入渤海。那班拼命阻挠魏源正确主张的人，再也无力阻挠黄河按地势水性之必然向东北奔流，从此100多年黄河不再改道，直至今日。
    龚自珍、魏源提出的预见，与客观事实的发展如此若合符节，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深刻的内在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因，是龚、魏真正做到把精湛的学术研究与深切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二者紧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