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者对民族问题所持的观点是否有利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衡量其见识所达到的高度之重要尺度之一，在清代奠定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版图，和进入近代以后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团结不断加强的时代，此事尤有重要的意义。分析龚自珍和魏源的民族思想即可看出，他们关心民族间和好团结的主张难能可贵，其中包含有不少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吸取的思想营养。
    龚自珍通过总结新疆地区复杂的政治历史事件所提供的教训，论证民族间“安”和“信”的重要性，突出地体现了他对民族问题的卓识。对于乌什事件，他谴责原清朝驻乌什领队大臣素诚“占回之妇女无算，笞杀其男亦无算，夺男女之金银衣服亦无算”的暴虐行为，认为这次事件是平日“扰回”引起的“激变”，素诚虐待回民，“死有余罪”。对于康、雍、乾三朝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他既强调这些军事行动是统一国家、稳定边疆所需要，谴责噶尔丹、阿睦尔萨纳等辈的罪恶；同时又指出，长期战争使大量无辜人民死亡，“千里一赤，睢盱之鬼，浴血之魂，万亿成群”。他恳切要求驻新疆的大臣将领记取这些教训，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责任，整肃下属，建立民族间安定、信任的关系：“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当敬谨率属，以导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爱惜翎顶，爱惜衣食，讽诵经典。耕者毋出屯以垦，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乱于极微，积福于无形。”他殷切希望由于吐鲁番的安定而带来整个天山南北路的安定，以至于整个西北地区安定和平的局面。
    魏源对民族问题的见解主要见于他的历史著作《圣武记》。这部书共14卷，约百万字，通过记载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以探索清朝的盛衰变化，涉及了大量边疆民族问题的史实，表达了魏源的进步观点。本书可贵之处在于，魏源不仅记载民族间的战争，更注重记载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间关系趋于密切的事实。最突出的事例有：喀尔喀蒙古三部因受噶尔丹进攻东奔时，清朝中央政府立即“发归化城、独石口、张家口仓储并赐茶、布、马匹十余万以赡之，暂借科尔沁草地使游牧”，使几十万部众得到安顿。（《圣武记·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再如乾隆对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的安置。书中《乾隆新疆后事记》一篇记载：土尔扈特本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清初因邻部所逼投俄罗斯。康熙间，其首领阿玉奇取道俄罗斯入贡，康熙即遣使远道前往答礼。乾隆时，土尔扈特苦于屡次被俄罗斯征调去与土耳其打仗，大量死伤，整个部落辗转来到伊犁。廷臣中有人不赞成接纳，说：“降人中有舍楞，前逃往俄罗斯，今来疑有奸诈，且我受俄罗斯叛藩，恐启衅。”乾隆回答说：清朝接受土尔扈特“理直有词”，不存在什么“启衅”；“且土尔扈特既背其上国来，倘复拒于我中国，彼将焉往？”于是隆重接纳，妥善安置，召其酋长到热河人觐，各封为汗、亲王等，赐给大量物资。在国外艰难备尝的土尔扈特，回到祖国后得到政府如此款待，对比之下，真感到“喘息如归”，真正回到自己家里了。魏源的记述洋溢着赞颂国家统一、民族间亲密友好的感情，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到欣慰而意义深长。
    在清代，帝国主义分子和某些不法的少数民族“头人”互相勾结，一再制造事端，他们用以煽动当地民众的一个藉口，就是伪称若分裂活动得逞，这些“头人”将会带给民众许多好处。魏源则从确凿的事实总结出一条规律：如果搞分裂，处在反动“头人”统治下，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将遭受残酷的剥削、榨取，只有生活在中央政府的治理下，新疆民众才能大大减轻负担，改善生活。由于清朝政府对新疆实行进一步的管理，“列亭障，置郡县”，“农桑阡陌徭赋如内地”。这本是大好事情。可是有人却把新疆看成是一个包袱，“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魏源对此作了批驳，强调要把乾隆以后出现的“中外一家，老死不知兵革”的统一局面，与以前的“烽火逼近畿，民寝锋镝”的战乱时期相对比，指出这种人“狃近安，忘昔祸”，好了疮疤忘了痛。与“得不偿失”论者相反，魏源充分肯定开发新疆的意义和前途：“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奫，牛羊麦面瓜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又皆什百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汙莱，长子孙，百无一反。”（《圣武记·乾隆荡平准部记》）主张进一步发展屯田、开矿等事业。魏源这些看法也早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三
    龚自珍和魏源对于嘉道学术又一重要贡献，是他们改造了今文公羊学说，作为论证封建“衰世”到来、批判专制黑暗统治、倡导变革的哲学思想武器。从此，言进化、求变革的今文公羊学说取代了古文经学，跃居哲学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龚自珍和魏源之所以具有非凡预见和对民族问题的卓识，即因为他们能够站在这一代表智慧的哲学高度来观察问题。
    公羊学说，从“微言大义”解释《春秋经》，在儒学中独树一帜。董仲舒适应汉武帝时期的政治需要，对这一主张“改制”的学说大加发挥，使公羊学成为西汉的“显学”。至东汉末何休为《公羊传》作注，撰成《春秋公羊解诂》，进一步推演阐释，形成比较完备的“公羊家法”。公羊学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一）、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242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 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三）、解释性。公羊学专门阐发“微言大义”，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以这种解释经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时代激烈变动之际更便于容纳新思想。然则，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先是庄存与重新发现了公羊学，著《春秋正辞》，但他并不理解公羊学的真谛。其弟子孔广森著《公羊通义》，却抹杀今古文界限，混淆公羊家法。至嘉庆年间刘逢禄潜心公羊学研究多年，撰成《春秋公羊何氏释例》等著作，且奖掖龚、魏，培养了公羊学派两名健将，至此标志着公羊学“复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