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以下简称民主革命派），在从事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还同时传播着社会主义学说。这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甚至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作用。过去，对此问题缺乏系统研究，本文试作探讨，以期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
    一
    20世纪初期，民主革命派在从事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不仅倡导与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非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且对欧美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也进行了一定的介绍与宣传，这主要是因为：
    （一）20世纪初期，欧美日本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社会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为了避免欧美日本社会问题在中国出现，为了不“袭欧美日本之故辙”〔1〕、民主革命派开始探索中国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开始传播社会主义学说。
    （二）其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已开始在中国传播，19世纪70年代起，近代中国人逐渐了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情况和欧美社会主义的一些派别。1871年香港的《华字日报》和《中外新报》就刊登了巴黎公社革命的消息。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还将这些报道汇编成《普法战纪》，于1873年刊行，1873年至1882年初，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编辑出版《西国近事汇编》，逐周报道西方各国的重要时事，其中也报道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情况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观点，如提到美国出现“康密尼人”（共产主义者），他们创立了“贫富均财之说”。1878年至1879年清政府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在《使德日记》中也记载说：“欧洲有莎舍尔德玛噶里会’，译音‘平会’，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这里的“莎舍尔德玛噶里会”、“平会”即社会民主党。1894年12月，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先后刊登了《以地租征税论》、《再论以地征税之利》、《各家富国策辩》等等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学者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社会主义理论。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也高谈起社会主义来了。如严复1901年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一文，谈到了欧美的“均贫富之党”，即社会主义政党。1902年至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干涉与放任》、《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比较全面地谈到了欧美各派社会主义学说。1902年至1903年，中国知识界还翻译出版了日本人有关社会主义的专著，如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矢野龙溪的《新社会》，等等。总之，在民主革命派传播社会主义学说之前，西方社会主义诸家学说已经开始在中国社会上得到了一定的传播。这就为民主革命派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学说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后，由于一直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发展始终缓慢，力量极其薄弱。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它政治上的代表者、即民主革命派的政治立场。正因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兴办的工业规模小、技术落后、生产成品高。质量低，缺乏竞争力，所以那些揭露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竞争之危害的社会主义学说对民主革命派有吸引力；同时，也因为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相当软弱，所以他们十分希望国家出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力量。于是，民主革命派对倡导大资本公有或国有的社会主义诸家学说非常赞赏，故而对它们进行介绍与宣传。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仍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与制约着民主革命派传播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其中的大同理想和井田制及大家族制等等，因其与近代社会主义中的某些原理（如共同富裕、集体主义生活）有相似之处。使得民主革命派认为，“我国因素主张社会主义者”，“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2〕
    （五）民主革命派充满着革命精神和进取精神。20世纪初期，民主革命派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具有改造中国与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具有不断探索真理的可贵精神；具有“精神日新德日新”的人生观，因而在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这股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对这种学说进行了一定的介绍与宣传。
    总之，20世纪初期，民主革命派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这与当时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以及中国民主革命派自身情况密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