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即从1927年7月到1937年7月，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矛盾、集团矛盾、政权矛盾、党派矛盾和民族矛盾纷至沓来，交织在一起；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转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对这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与把握，直接牵涉到对十年间国共两党功过的评价，实质上也涉及到对抗日战争的科学界定。我们认为，在这十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大致经过了三次大的转换：第一次是由以张作霖等为代表的北京政府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的矛盾转换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府与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派的矛盾；第二次是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派的矛盾转换为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矛盾；第三次是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换为以日本侵略者为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性质及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直接决定着社会矛盾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
    一
    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北京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集团与全国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为北京政府与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的对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过去的矛盾不仅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引起了新的矛盾。在诸矛盾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与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北京政府的矛盾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背叛革命，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采取屠杀政策，使国共两党由朋友而变为仇敌。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曾一度在南方数省中比较尖锐激烈。但在全国范围内，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比较弱小、工农运动被扼杀、工农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处在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暂时还处于低潮时期，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构不成重要威胁。尽管国民党集团，自“四·一二”政变后，无时不想扑灭共产党，屠杀革命群众，把“清共”与“北伐”作为国民党的两大要事，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每当谈及二者的关系时，都把“清共”作为北伐的前提，而把北伐作为各项工作的归宿。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说：“清党一举，在党为恢复固有之重心，在革命为巩固北伐之基础。……清党以后，本党之努力，完全集中于北伐之完成。”（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重要决议及宣言汇编》中册，第258页。）所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第25～27页。）。
    1927年夏天，在中国出现了宁、汉、京三个政府并存的局面。在三方中，宁、汉在北伐上有着共同的利害，同时对北京政府处于对立状态，他们始终把“北伐”统一作为最主要任务。宁汉合流后，更是全力以赴，“从速完成北伐”。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指出，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来，本党“一切努力之集中点，尤在促进北伐，统一全国”（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33、842、901-921、952、974、975、991、1006页。）。作为矛盾另一方面的北京政府，也始终把南京政府作为主要对手。1927年6月，张作霖表示要“力挽颓波，迅除巨患”（注：《北洋政府公报》，1926年6月19日。）。张作霖集合北洋军阀全部兵力，向国民革命军反扑。宁、汉双方正是在“南讨共贼，北伐奉鲁”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在北伐过程中，尽管曾发生过“李唐战争”，汪精卫和张发奎、李济深等也曾在广州另组政府，但这些矛盾都通过自身调解而得到解决。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团结。”（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47、51页。）这个团结说明，新军阀各派在反对北洋军阀上利害是一致的。他们与北洋军阀的对立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已经失去革命意义，已不带有国共合作时的北伐战争的人民革命性质，但是南京政府与北京政府的矛盾是第一次北伐时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与北京政府矛盾的继续和转化；而南京政府的第二次北伐，则是乘第一次北伐胜利进军的余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第二次北伐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客观上看，北伐统一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当时人民群众的心理愿望。
    全国“统一”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转化。为了反对北京政府，新军阀各派曾结成暂时的团结，但在“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47、51页。）蒋介石要消灭各派地方军阀，由来已久。在北伐中，他就大造舆论，并做好了军事准备。蒋介石利用“北伐”的声威，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然后以编遣名义，削弱地方势力派的权力，把矛头直接指向各地新军阀。各地势力派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和蒋介石中央集团的矛盾尖锐激化了。从1929年起，先后爆发了蒋桂、蒋冯、蒋张、蒋石、蒋唐等近十次大的军阀战争，直至演成各派反蒋力量的大联合，爆发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通过考察军阀混战的历史可以看出：从时间上说，近两年来，新军阀混战几乎没有间断，尤其是1929年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战争，甚至几次战争互相交错，重复进行；从空间上说，每次战争都要涉及十数省乃至全国；从战争的规模看，参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动辄十万数十万，中原大战则多达100万以上；从矛盾的性质看，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各派都把对方看成是最大的危险和最主要的敌人，都以消灭对方作为主要任务。我们认为，由新军阀混战双方构成的矛盾是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注：《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第25～27页。）。
    在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都已经认识到军阀混战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此为依据创立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革命理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时，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有三种复杂情况，各个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