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之于中国近代史的许多论述曾经是激励共产党人率领劳苦大众改天换地的精神武器，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指导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前提。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的近代史论问题似乎已越来越明显地摆在研究者面前。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之于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与国情的正确认识，这些论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依据，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已为革命本身的巨大胜利所证明，故近代史学术界无须怀疑甚至试图放弃这些最富指导意义的论点而标新立异。至于对毛泽东的革命史观及其论点的内容、特点与指导作用予以具体分析，倒是一项弥足重要的任务。
    无庸讳言，若干年来，对毛泽东的近代史论予以介绍、归纳和评述者大有人在，但似乎还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具体考察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语言环境里的不同论述，很少根据革命史观的有关特点，比较具体地分析它对近代史学术界的指导作用及其相应的缺陷。“学而后知不足”，是为人类认识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学习态度，也是笔者试写本文的一个出发点。以抛砖之劳得引玉之获，则是笔者所诚心期待的。
    一
    大概因为家庭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制约，起自垄亩的早年毛泽东之于鸦片战争以来近代政治风云与社会变迁脉络的把握并不具有先进性特征，反而显得有些滞后。直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才从《民立报》上得知早已闻名遐尔的湘籍革命元戎黄兴其人，也才“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①。求学省会的6年生涯无疑是毛泽东探索真理和陶冶情操的重要时期。如火如荼的现实斗争迫使他从了解宇宙的“大本大源”入手，思索国家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故所读之书多属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而不是从故纸堆中寻找近世历史资料，甘当足不出户的治史学究。他对精于“内圣外王”之道的乡贤曾国藩的叹服便由此而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出新一代的民族精英，毛泽东以后来居上的姿态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如果说在此之前，孜孜学子毛泽东因个人旨趣与抱负不同，不曾把很多时间与精力用于大量收集与仔细研读近代史资料方面，那么在此之后，戎马倥偬的毛泽东因缺乏精心研读近代史籍的时空条件而作罢论。即使有时利用马上工夫读点史籍，也多属《资治通鉴》和《容斋随笔》之类古史著述。及至1939年1月，他在致陕北公学的历史教师何干之信中，所表示的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的意愿，也因种种原因，终生未能如愿。
    尽管如此，作为扎根于中国历史土壤的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不可能避开中国近代历史来谈论革命的现状与未来，不可能不思索和阐述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从而融化在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中。他往往根据自己接触过的某些资料和范文澜、何干之等人的研究所得，尤其根据曾经切身感受或耳闻目睹过的有关历史场面与历史因素，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洞察力与概括力，按照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来阐述中国近代史。
    毛泽东究竟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哪些问题作过比较集中和比较具体的论述呢？这似乎是一项有待系统整理的工作。概括起来，他的近代史论述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性质。毛泽东在他的哲学名篇《矛盾论》中，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近代社会两个主要矛盾--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在各阶段的具体变化情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则概括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②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毛泽东综合同时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作了如下概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③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之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