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近代历史的一些论述和见解就曾深深地影响着周围一些革命的史学家。他经常同范文澜等人商讨近代史问题，互相切磋，互相帮助。范文澜等人经常提供毛泽东所需要的有关史料与心得，甚至协助他撰写近代史方面的文字。他的革命史观与有关史论则给范文澜等人以指导和启发，并且逐渐融化在后者的论著里。50年代所形成并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三次革命高潮”之说便是对毛泽东革命史观的具体化和系统化。革命史观曾经有过无可替代的学术地位，推动过近代史研究的开展，这是无庸置疑的。
    70年代以来，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出现，近代研究领域也比较活跃，学术争鸣也不断出现。当有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所得，试图对革命史观以及“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的研究格局与价值体系有所突破时，有一部分研究者不赞同这种“标新立异”，主张通过拨乱反正，进一步清除历次政治运动对学术界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回到毛泽东的论述中，继续用毛泽东的近代史论点或曰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工作。窃以为，笼统地强调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之于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无益于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对于毛泽东的近代史论述的指导作用，仍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就指导意义而言，毛泽东的近代史论点大致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1.有的见解不乏真知灼见，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不难给人以启迪和教益。毛泽东对学习和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的论述及其实践唯物主义思想与方法论就是如此。还在半个多世纪前，他就严肃地批评某些共产党员不懂历史知识（34）。他提醒人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35）
    2.有的见解原本是十分正确的，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或者被误解，从而出现偏差。
    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36）长期以来，毛泽东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不平衡规律不曾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在连年迭出的近代通史性论著与高校教材中，很少有人花一定的笔墨来展示这种不平衡性，往往流于以偏概全。人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过程的“开始”、“加深”、“进一步加深”、“形成”和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进一步发展”的表述往往千篇一律，形同套语，很少有阐释通商口岸与内地之间、京师与地方之间、内地与边陲之间、江河流域与山地之间、工商都市与一般城镇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铁路公路沿线与闭塞村落之间、汉人居住区与少数民族居住区之间的种种差异，不少省区的近代地方史论著的体系与章节标题都与全国性的通史论著大同小异，尽量按照“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去编排，尽量寻找一些地方史资料来论证同一问题而已，似有削足适履之嫌，好象只有土特产才能体现地方特色。
    毛泽东曾经提醒人们遵循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综合的科学方法来研究近代史，先作个案研究，再作综合研究（37）。长期以来，不少研究者也相对忽略了毛泽东这一颇具方法论意义的建议，误将毛泽东的全部近代史论述当作不可移易的综合研究成果，往往满足于经院式的研究模式，注解不嫌其多，结论唯求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妨碍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这大概是一贯鄙弃教条主义的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
    毛泽东总是把近代的中国与当时的中国（即我们今天常说的现代史部分）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整体过程与全局中来考察，既反映了他对历史与现实之联系的深切关注，又体现了他那与众不同的宏观视野与整体性研究方法。相比之下，学术界以1919年为界，将110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一分为二，长期形成“割据”局面。尽管有人在50年代就对此提出过异议，“近代史”同“现代史”似乎还是井水不犯河水。更有甚者，有的人皓首穷史，就研究那么一两件事，或者就研究那么一两个其难度并不算大的人物。个中现象，显然亟待克服。
    3.有些论述基本正确，至今还能经得起推敲，不过相对简约，有待深化。毛泽东对近代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等问题的概述就是如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具体内涵及其实质是什么？这两个“半”是在什么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彼此的关系究竟如何？近年来，有的学者对此作过许多有益的探讨，还可在此基础上继续思考。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无疑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对矛盾的内涵究竟怎样？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同中国落后的封建主义文明的矛盾层面是属于民族矛盾外壳所包含的内容还是属于民族矛盾之外的内容？如果结论是后者，那么，为何那些顽固守旧者常常轻而易举地博得“爱国”时誉而稳操权力斗争之胜券，一些“师夷之长技”的有识之士却往往被詈为“汉奸”而为国人所不耻？如此错综复杂的现象，光靠毛泽东原有的表述来解释显然不够，还需要新的理论阐释。
    4.有一部分论述主要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革命斗争形势与实际需要有感而发，不仅论点不一致，变动不居，而且还不全符合历史实际，需要慎重对待。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到的毛泽东对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特别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多变性概述就是如此。倘若不加区别地用来指导近代史研究，甚至取代具体研究工作，党同伐异，学术研究则不啻重演当年红卫兵打“语录仗”的历史，谁都想说服对方，结果谁也说服不了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