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革命史观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形成的，它并非孤立无援。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与人民疾苦，既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接近或倾向于革命史观的。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就曾坦率地承认：“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依它为枢纽而变动的。我们为什么革命？因为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不得自由，不得平等，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抵抗是人类的天性，我们能不努力自救么？”（28）在30年代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罗吟圃等人也认为“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应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先行解决，其余一切的实业计划的建设，工程步骤的筹谋等都是不切实的。”（29）
    毛泽东概述近代史多变性特征也显而易见。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表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近代历史基本内容的概述就颇不相同。在个别场合，毛泽东也强调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认为“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30）。有时，他又强调资本主义“这条路是走不通的”（31），“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32）。这些论点在各自的语言环境里，也许还不难使人理解和把握，倘若综合起来去领会，似乎还难以使人深得其中三味。
    就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原因而言，毛泽东的好几个论点都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例如，断定历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绞杀”，就显得过于绝对化。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固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同西方列强达成协议，一致对付太平军，但后者之所以被绞杀，主要还不是因为西方列强为虎作伥，而是因为起义领导者内讧与腐败而自毁长城，使屡败屡战的湘军步步逼近，最终血洗天京。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者的绞杀，而是因为反清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而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并不成熟所致。至于西方列强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所采取的“中立”政策，倒是值得客观分析和重新评价。
    至于说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在借历史话题，向人民群众作政治宣传，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而不应视为历史科学的结论。因为辛亥革命时期还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毛泽东有时还把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当作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此论似乎也值得斟酌。辛亥革命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与剥削，恰恰是这场革命没有成功的主要依据，它还无法同时构成革命的失败原因。无论是归纳失败原因，还是总结历史教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辛亥革命有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而在于辛亥先驱们是否真有“毕其功于一役”的能力和诸多历史条件。应当把失败原因同历史局限性两个概念适当区别开来。
    平心而论，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家与领导者的毛泽东同马克思和列宁有所不同，后者的历史研究与有关理论准备都显得比较充分。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无疑具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不过，它主要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理论原理，根据共产国际在某些时候的正确理论指导，通过毛泽东等人对活生生的现实革命斗争的体验与总结而逐渐形成的。毛泽东往往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33）身份来阐述同现实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历史问题与理论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为可贵之处似乎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的周密性与一贯性，而在于它的实践性与实用性，在于它能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充实或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