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无疑是一篇论述近代历史颇多的文章，也是史学界经常引用的文章。窃以为，与其说它是一篇很有史学力度的作品，还不如说是一份辩论性和论战性很强的对美政治宣言或外交声明。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强调“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38）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以此作为分析辛亥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与革命性质的主要理论依据，甚至取代具体研究。而事实上，尽管辛亥革命的发生同“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民族危机息息相关，但旨在推翻清朝腐朽统治，期待西方列强同情与支持的辛亥革命主要是革清王朝及封建专制制度的命，当无疑问。同样是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制约下的清朝统治者是否完全成了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我们姑置不论，至少打“走狗”并不完全等同于打主人。“打狗欺主”不过是从观念出发的逻辑推导从而约定俗成之论。否则，无论是同盟会的宣言，还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孙中山一代先驱为何一再声明保护列强在华利益，而且唯恐外人对这场革命产生误会，就令人费解了。
    该文在驳斥艾奇逊关于西方文明的输入引起中国社会的“骚动和不安”的论点时，再次从总结近代民主革命斗争屡屡失败的教训之角度，强调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都“软弱得很”，“宣告破产了”，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学就灵”（39）。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些论点仍然是为了批驳政治敌手的需要，也未经十分严谨的科学论证。就历史科学而言，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说进化论在中国破产了，似不确切。由严复译介的进化论既是一种学说，也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范畴，且不说它如何飓风一般地在神州大地产生震动，影响及于康梁乃至孙黄乃至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乃至毛泽东本人，至少进化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马克思主义者无须彻底摈弃或否定进化论而另起辩证法之炉灶。因为进化论恰恰是促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诞生的19世纪三大自然科学成果之一。马克思在谈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就说过：“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40）。列宁也强调说，在进化论面前，一切“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才显得软弱无力（41）。
    第二，孙中山一代辛亥先驱所引起的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只是相对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也只是相对的。既使在蒋介石的军事统治时期，天赋人权论也常常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许多民主党派同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独裁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并没有完全失去其战斗力。国统区的合法政治斗争就曾有力地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武器批判，常使独裁者蒋介石陷入政治上的被动。列宁说得好：“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掀起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社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42）也许是基于同样的认识，老同盟会员出身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站在延安宝塔山下抚今追昔时，就曾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43）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无疑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密不可分，不过，后者还不是决定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因素。否则，如同有的研究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来论证毛泽东的近代史论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绝对科学性一样，将不适当地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最终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之所以最终取得胜利，当离不开包括辛亥志士在内的无数爱国先烈英勇奋斗所构成的量的积累，这是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文已经昭示着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革命的胜利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外，还离不开毛泽东为首的民族精英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运用，离不开他们前仆后继的奋斗，甚至还离不开日军侵华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政治阵营所出现的有利于革命者的某些变化，离不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这一整体格局对中国时局的重大影响。
    5.有相当一部分论述不是针对历史，而是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而展开的，且不说革命的功利主义有时是否会影响到立论的准确程度，至少人们对现实问题的阐述一般都存在资料不足的缺陷。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当年写《法兰西内战》一书的情况时指出，书中的某些结论是“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推导出来的”（44），因为当时还无法获得比较完备的材料。恩格斯还承认，在理论的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往往不得不计算不完全知道的数量，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帮助还不充分的知识”（45）。应该说，毛泽东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实际表现与作用的评价，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定性分析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的不足。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之估计也略为偏高。他充分注意到了农民的数量，却相对忽略了农民的质量。他看到了农民的普遍贫困所决定的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却对提高小生产者的革命觉悟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够，其中有些论点同历史实际以及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论述还不一致，还需要我们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一些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