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原大战结束和国民党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为标志，国共两党代表的两个不同阶级、党派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新军阀内部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7月，国民党蒋介石连续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针锋相对，被迫展开了反“围剿”的斗争。这种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成为此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主要特征。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矛盾的最集中表现。
    国民党蒋介石原以为由中央政府负责组织大规模军事围剿，可以在短时间把红军肃清，没想到围剿的结果是国民党军队连连失败，而红军发展越来越快。国民党组织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感到了巨大的威胁。1931年夏天，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举行会议，把“剿共”作为国民党的长期主要任务和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1931年5月2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第一次临时全会通过《全国一致消弭共祸案》、《对于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之决议案》，准备提交国民会议第四次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政府之特别报告案”。（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33、842、901-921、952、974、975、991、1006页。）1931年5月举行的国民会议第四次大会，“剿共”成为其最主要议程。5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向大会作《剿灭赤匪报告》，听取何应钦关于《剿灭赤匪报告说明》；5月14日，第六次会议通过《国民会议对于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之决议案》；5月16日，会议通过《国民会议宣言》，其中第四节为“扑灭赤匪”。在国民党历史上象国民会议第四次大会对“剿共”这样重视的历史事件并不多见，足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剿共之重视程度和剿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在讲了所谓“赤匪毒害”、“赤匪罪恶”、“剿匪情形”和“赤匪之来源”（注：（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49、347、352-353、356、364、370页。）之后得出结论，“赤匪之得扑灭与否，实中国今后人民生死、民族存亡所系之关键，而决非仅设一部分人民或一政治团体之细故。政府既下剿灭赤匪之决心，自必无间始终以求其贯彻。惟吾全国国民党究宜如何群策群力、协助政府、排除万难，以完成此安定社会、巩固统一和平之任务，则不得不有望于国民会议予以确切详尽之方针矣。”（注：（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49、347、352-353、356、364、370页。）国民大会对该报告作出决议，“认为扑灭赤匪之责任与工作，实有赖全国国民与政府共同努力之必要。盖赤匪之为祸，诚如国民政府剿匪报告之所言，不特足以倾覆吾国之政制。而且足以破坏吾国之社会，断绝吾民之生计，消灭吾国之人口，危害吾民族之生存，此一全国国民共同之大患，必须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以破除之，决不可如过去所持之心理，以为仅仅依赖国军之进剿，或仅仅责望当时省政府局部之努力，即可扑灭之而有余也。国民政府既已始终自矢其贯彻剿灭赤匪之决心，各省军、警、行政长官自亦不容懈怠其防匪剿匪之责；而吾国民全体尤必周知赤匪之毒害与罪恶，人人以消弭赤祸、肃清匪类之责自任，从而予中央与地方军政当局以最大之协力与赞助，夫然后始足以解救目前被匪蹂躏压迫之民众，消灭中国民族前途之大患。大会认为国民政府剿匪之报告中，提出希冀全国国民协助扑灭赤匪之要求，其理由至为翔实严正。本会于此，谨以一致之可决，赞同其议。今本此旨，确定全国人民协助政府扑灭赤匪之任务，并为之阐明其义，以为今后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之准则焉。”（注：（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49、347、352-353、356、364、370页。）大会还通过《国民会议限期肃清赤匪案》，对“剿共”的具体办法做了规定。5月16日发表的《国民会议宣言》中认为，“赤匪”“其罪恶盖十百倍于军阀，凶狠残暴，罄竹难书”，并进一步号召：“我国国民，须知赤匪之祸，为我民族百世之患，应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人人以扑灭赤匪为己任，切实奉行本会议扑灭赤匪决议，然后赤祸可除，国基可固。”（注：（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49、347、352-353、356、364、370页。）
    在30年代初期，南京政府刚击败北京政府，而以国民政府的面貌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全国人民对其真实面目根本不了解，尤其是通过中原大战击败各派地方军阀，全国得以“统一”，全国人民暂时得以安宁。此时，南京政府又经国民大会通过决议，把“剿灭赤匪”作为全国紧急之要务，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了巨大影响。正象历史资料、文艺作品等反映，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白区、红区水火不相容，国军、红军视为仇敌，互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所以，学术界皆认为此时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矛盾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论断。
    此时，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将胡汉民扣留于汤山，引发了蒋介石与其它反动派的矛盾。5月27日，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日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局面。“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提出“剿共”、“讨蒋”的两大任务。尽管宁粤双方对峙，但这种对峙的情形与中原大战前的情形大不一样了。他们不是把消灭对方作为目的，而是要联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而且双方都以是否“剿共”和“剿共”是否有力来要挟。他们不是把消灭对方作为最重要任务，而是把“剿共”放在各项活动最首要的位置。广州《国民政府慰劳剿共将士通电》中称：“今日我国民革命军人之最大责任，一曰剿共，二曰讨蒋。”“共匪杀人放火，其罪恶实过于黄巢、张献忠，我剿共诸将士力取凶残，救民涂炭，关系党国前途，至深且巨。国民政府于讨蒋进行之际，对于剿共诸将士之任务，决不稍忽。数月以来，因蒋中正之纵容共匪，致我剿共诸将士久滞行间，国民政府尤深系念。此后关于后方接济及诸道应援，必倍加注意，必不使我剿共诸将士功亏一篑。愿以最后之努力，博最大之成功，扫荡狂寇，奠安生民，有厚望焉。”（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33、842、901-921、952、974、975、991、1006页。）尽管通电中也声称“剿共必讨蒋，讨蒋必剿共，乃为事势所必然”。然而，他们又说，“国府固以讨蒋为职志者，然本诸以建设求统一之旨，决不轻用兵力，……至对于剿共，国府必努力从事，对于各路剿共将士之接济，应当积极负责，即使为国人所共弃如蒋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亦断不加以一兵。”（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33、842、901-921、952、974、975、991、1006页。）孰轻孰重，不言而喻，这是由广州“非常会议”各派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蒋介石对广州“非常会议”也采取了以政治手段为主的策略，以便腾出手来进行“剿共”。早在“非常会议”召开之前，蒋介石就致电何应钦“指示赣南剿匪部队应照常围剿勿因粤局变动致功亏一篑”，指示说：“粤局如变，赣南剿匪部队仍须照常围剿，勿应（因）此功亏一篑。并令各部务于十日内占领宁都，击溃赤匪之主力，则两粤叛军心为胆寒，或可以政治方式解决之，即使其向北出兵，则粤军必不敢出境攻赣，只有桂军攻湘。如我军能于十日内击溃赤匪，则桂军尚不能过衡州也。万一粤军同南雄压迫，我军亦应镇定暂勿顾虑，先一心向前击灭赤匪也。”（注：（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49、347、352-353、356、364、370页。）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缓和内部矛盾，以便集中力量进攻红军，于6月13日召开三届五中全会。全会发表《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和《对各级党部训令》，进一步申明剿共的既定国策。重申“赤匪既为吾民族之大患，自非集全国一致之力量以扑灭之不可。本党秉承总理遗教，并受国民会议委托之重，靖难剿匪，自属责无旁贷”，表示要“群策群力，咸以扫此妖孽为急务。”（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33、842、901-921、952、974、975、991、1006页。）并“确定方略，授权于国民政府，切实督剿”（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33、842、901-921、952、974、975、991、1006页。）。而对广州非常会议则不予理采。6月20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剿共”。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7月1日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并于7月23日在南昌发表《剿匪宣言》，表示他“剿匪”的决心。为了进一步缓和与广东“非常会议”派的矛盾，蒋介石于9月1日发表《呼吁巩固统一俾得全力剿匪救灾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中正矢志秉心，始终不渝，除剿灭赤匪，安定社会外，决不愿国境之内，再启战祸，此固已迭次宣言在前矣。……是以对于两广叛变，虽时越三月，而隐忍迁就，终不忍加遗一矢，重兴战端，耿耿此心，不计其他，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其唯一之使命。”（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29页。）通过宁、粤双方的态度可以看出，“剿共”是宁粤双方共同的任务，而且是最主要的任务，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已高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他们在某一时期也可能激化，但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相比则处于较为次要的位置。
    上述事实和资料是史学界所熟知的，而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也是史学界较传统的观点。关键问题在于，正在国共两党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矛盾突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阶级矛盾还是民族矛盾，这是史学界几年来争论的热点。这一问题直接牵涉到抗日战争的开端问题。我们重复上述事实，在于提醒主张“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的学者注意“九一八”事变前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在如此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面前，中日民族矛盾会不会立时就取代阶级矛盾的主导地位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需要不需要一个过程，需不需要从量上来把握，即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的量变到部分的质变。我们认为，对于这样一个质量互变的基本原理，我们研究社会矛盾发展变化时，也是不应该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