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此时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也逐步尖锐激化起来。只是暂时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矛盾，或者说，与新军阀内部的矛盾和混战比较还居于次要位置。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47、51页。）1929年以后，革命力量得到了初步发展。1930年上半年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武装割据局面。但是，就全国来说，革命力量发展极不平衡。南方强于北方，尤其集中在湘鄂赣闽皖几省边界山区；各个根据地建立早晚不一，大部分地区还不固定，仍然处于游击状态；就敌我力量来说，革命力量总体绝对数量还比较弱小。红军尽管已近10万，但分处在全国各地，最大的一支不过两万人。这不仅少于整个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而且小于任何一个地方军阀力量。所以，革命力量暂时还不是国民党统治的主要威胁。当然，在新军阀混战期间，各省地方军阀和民团并没有放弃对各个根据地的进攻。蒋介石也曾命令各省军阀部队组织过“两省会剿”或“三省会剿”，由于各地军阀矛盾重重，各怀异志，使所谓的历次会剿均未能奏效。就连当时担任会剿的军阀也哀叹，“迭饬各军会剿，类皆空雷无雨”（注：《卢新铭电》，油印《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3册。）。南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无如张、唐、阎、冯各军阀先后背叛，中央为镇压反动、实现统一起见，所有国军各部队，大半调赴前方，遂予赤匪以绝好机会”（注：（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49、347、352-353、356、364、370页。），“国民政府对于剿匪，从前因为注全力于削平军阀，限于事实，不能从早扑灭，……从前因为把匪的力量估计过低了，所以常常受着暗算，不免有小的损失”（注：《中国农村崩溃的研究》第50页。）。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原大战结束前，工农武装割据乘军阀混战之机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蒋介石忙于同阎、冯等决战，仍然没有把剿共作为他的最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人民大众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之间的矛盾，还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
    连年军阀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使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社会矛盾发生着新的转化。中国共产党内第二次“左”倾路线的推行，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而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则成为矛盾转化的转折点。中原大战结束后，第一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成为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在中原大战的刺激下，形成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他们不顾革命力量的暂时弱小，命令全部红军离开根据地，向着中心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的敌人进攻，致使革命力量过早地裸露在正在决战的各派军阀面前，加速了全国政治形势的转化。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成为社会矛盾转化的转折点。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全国哗然。首先是新闻舆论为之一变。在此以前，各大报纸每天均以整版篇幅和重要位置报道中原大战的战况及各派政治活动，“剿匪”仅占一点点版面，甚至没有。7月28日，各大报刊纷纷以重要位置、醒目标题报告了红三军团占领长沙的消息和发表评论，称之为“长沙事变”。此后报道和评论共产党发展情况占居了各报的重要位置和很大篇幅。《大公报》发表社论，认为“共产党占省会，今为第一次，昔日可认为地方癣疥之疾者，今后乃成政治上严重问题。如何派兵进剿，末也。如何防患未来，本也”。（注：《大公报》1930年7月31日。）
    帝国主义国家也大为震惊。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为防卫起见，于两三日内拟将向南方政府提出劝告。……或者联合各国，劝告双方当事者，暂息干戈，共同从事于讨伐共产党。”东京消息说：“日本与列强一致，或将向中国劝告，立时停止内战，共同应付共产党。”（注：《大公报》1930年8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认为“共产主义传遍中国，直如野火燎原，外国人颇受驱逐之威胁”。（注：《大公报》1930年8月8日。）外国侵略者还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舰队，对红三军团进行武力威胁。
    正在激战中的各派军阀，为了争取帝国主义和国内舆论的支持，争相发表通电或宣言，表示立即讨伐共产党。正在北平召开的各派反蒋扩大会议于7月31日发表“灭共驱蒋宣言”，指出：“诚以共匪为全国人民最大之患，亦全体军人共同之敌，不能不绝其根株，俾勿滋蔓。……望我全国民众一致奋起，速拯湘鄂赣三省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扑灭共匪，勿使燎原；并速驱除纵共殃民之蒋中正，勿使凭借兵柄重祸党国。”（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33、842、901-921、952、974、975、991、1006页。）并立即决定，分派李宗仁、冯玉祥等出兵武汉等地，堵剿红军。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为剿除匪共告农人书》。国民党中执会发出通告，要求扩大宣传共产党的“罪恶”，使各地民众团体均以严厉对付共产党为唯一职责。并任命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对红三军团实行围攻。国民党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国人对于赤匪共起注意者，亦自长沙被陷始。”（注：《关于红军攻克长沙之经过情形》，油印《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3册。）只是各派军阀一时还很难停止敌对行动，把军事重点放在剿共上。
    中国共产党也把长沙占领作为时局的转折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认为：“长沙的占领，开辟了中国革命高涨之中的新时期，他开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战争。”（注：《六大以来》上册，第95页。）红一方面军前委也曾指出：“长沙占领与继续的严重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这不但使中国革命形势有广大的转变，同样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发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页。）
    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前，南京政府就开始了大规模“剿共”的准备。中原大战结束后，南京政府从政治上、军事上和舆论宣传上都把“剿共”做为最主要的任务。1930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告全国父老书》中说：“就目前为我国同胞最感切要而为国家所需求者言之，则以下列五者实为刻不容缓之图。”其第一条就是“肃清匪共”。他说：“今军事敉平，自当以清除匪共，安定地方为亟。”（注：《蒋发表和平统一文》，《国闻周报》第7卷第41期。）在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确定铲共剿匪与军事善后为施政急务”。会议认为，“过去半年以来，各地共党土匪之披猖，实为人民切肤痛苦之所在”，“匪共之祸不除，人民咸逃死之不遑，社会秩序将成迅速崩颓，而贻举国以莫可收拾之大患。”该会通过的中央“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中指出，“关于铲共剿匪，中央应视为最要急务，党、政、军、民务以全力切实协作，期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办理完竣。”（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33、842、901-921、952、974、975、991、1006页。）对此，当时报刊大力鼓吹，说“督剿匪共”是“四中全会后的唯一急务”（注：《民国日报》1930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