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关于这种变化，史学界有两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一种是主张“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开端说的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一种是主张其它学说的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了，阶级矛盾下降了。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恰当的。如是说，就无法解释“九一八”事变后到华北事变前，国共两党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无法说明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的正确性与根据地发展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化的标志就是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了，突出了。由于这一变化，刺激了国内矛盾的变化。形成了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况：随着民族矛盾的产生和发展，阶级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和激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一段时间内同步增长；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继续上升，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并开始下降，但此时，民族矛盾的份量还没有超过阶级矛盾，只有到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使国内矛盾大幅度下降，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和国内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芦沟桥事变的爆发及全民族抗战的发动，成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最重要标志。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战争的开始。自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奉行其大陆政策，企图灭亡中国，霸占全世界。“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从中华民族与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突出出来。但是，由于事变发生在东北地区，事态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国内社会矛盾的地位，特别是在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二者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的矛盾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为敌手。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松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作出一些统一御侮的姿态，以便谋求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在上海抗战的紧张时刻，蒋介石和汪精卫也表示过抵抗。但是，他们很快就通过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同日本侵略者达成妥协，腾出手来继续进行剿共的内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暂时放松了对红军的围剿，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迅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正在逐步改变着全国政治力量的比重和态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试图趁机“消灭国民党武力，夺取中心城市”。（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这一错误举措，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极大恐慌，激化了阶级矛盾。
    国民党南京政府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正统政府和统治者，是中国的代表和象征。尽管全国上下对其“安内攘外”政策骂声不断，但又很难接受共产党以推翻南京政府为目的的暴动政策。在“剿共”与“反蒋”之间，他们更多地倾向于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这使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似乎有了更大的市场，并且延续多年不变。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更加尖锐，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以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抗日”口号为标志，社会主要矛盾开始了新的转化。但是，到西安事变前，民族矛盾还没有超过阶级矛盾，阶级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中日矛盾中，日本帝国主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中日矛盾的发展。矛盾的发展取决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规模、范围和深度。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比较隐秘的方式”，“日本帝国主义鉴于直接公开的武装占领东北四省，曾经引起了全中国反日的怒潮”，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便改变了侵略方式，变直接军事侵略或占领为间接军事侵略和占领，采用收买汉奸卖国贼、组织伪政府和地方自治以达到其实际占领与控制之目的。而这些侵略和占领都得到了南京政府的默许或承认，大多都是通过和南京政府签订协定而实现的。中日之间本来已经很深的民族矛盾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使人们很难断定其虚实真假，从而淡化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气氛，延缓了抗日进程。
    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暴露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本质和卖国罪行。“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一爱国运动的被镇压，就把南京政府置于矛盾的焦点上，从而激化了国内矛盾。中国共产党具体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并继续实行“反蒋抗日”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从国民党五大开始，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了某种变化。蒋介石也有抗日的表示。南京政府在同日本进行外交谈判中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一些无理要求。
    对于国民党的这一变化，国内外给以极大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此表示欢迎，并率先对自己的政策作了极大调整，放弃了“反蒋抗日”的方针而采取“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相对下降，而南京政府与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骤然上升；“杀蒋”还是“放蒋”成为矛盾的焦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蒋介石答应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停止了，南京与西安的对立消除了，国内矛盾极大地缓和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抗战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最主要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标志。“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99页。）“七七”事变后，中日双方都进入了战争状态。在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都是围绕着抗日而展开的，只有在抗日的前提下才能解决。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尖锐激烈的阶级对立下产生和发展着的民族矛盾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发展的快慢是以阶级矛盾的变化为条件的。这是矛盾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结以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为标志，即以蒋介石南京政府答应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为标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国民党也起到过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