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主革命派宣传的社会主义学说，其中不少内容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乃至实践。
    民主革命派一直在探索中国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一直并宣传其社会主义学说〔24〕其中不少主张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被以后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者也即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乃至实践。如，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25〕，“贫富阶级悬绝不平”〔26〕，主张近代中国最终要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27〕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主张实行“土地公有，资本公有”〔28〕“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29〕，“不愿少数富人专利”〔30〕，“其目的则社会全体之幸福也”〔31〕。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个阶段，其低级阶段，即“国家社会主义”阶段，“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32〕劳动产品实行按劳分配：“其分配人工酬报之多寡，应视其劳心劳力之多寡；其劳动大，则酬报多；其劳动小，则酬报亦小。”〔33〕在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则“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34〕。在关于实现社会主义途径的设想上，他们主张“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35〕中国的，“社会革命”要采用“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和“节制私人资本”及“发达国家资本”等具体途径〔36〕：此外，他们强调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以后，要“开发其生产力则富”。〔37〕，要利用外国资本、外国人才和外国科学技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38〕。这些主张是合理的，是符合经济落后中国之国情的，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因此，它们被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继承、发展乃至实践。
    （六）民主革命派倡导与宣传的社会主义学说，还开了二次大战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的先河。
    亚非拉落后国家的国情与落后中国的国情颇近似，如都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发展都不充分，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下。因此，产生在落后中国土壤上的以孙中山为首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必将为这些国家在其独立后所借鉴或参考。事实上，它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与中国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如，1955年1月印度国大党在《阿瓦迪决议》中指出：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允许国营部门、私营部门、民办企业等种经济成份并存与发展：必须节制私人资本，“私营部门必须按照国家计划来进行活动”，同时“发达国家资本”，“国家必须承担计划和发展中的最重要部分”，“国营部门所起的作用应该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基础工业的确立方面”〔39〕。缅甸纲领党1962年4月30日在《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也指出：缅甸“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是“建立人人经济富足、品德优良为标志的全体人民幸福的社会”，“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攫取私利的坏的经济制度”；允许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存在，但“生产业、商业、交通运输和通讯业、对外贸易业”等等“属于国家命脉的生产资料”“必须收归国有”。“政府将在适当的范围内允许保持生产力发展的本国人的私营经济””〔40〕1962年埃及纳赛尔在《独立的翌日》一文中论述到：“对于社会和经济不发达的埃及来说，社会主义引导它向进步高歌猛进，这是解决埃及问题唯一的革命决策”：“建立强有力的国营部门，统筹各方面发展步伐，承担经济发展计划的主要任务”，“允许不剥削他人的私营部门存在，为发展总计划作出贡献”〔41〕。1970年9月智利社会党在《智利人民团结的基本施政纲领》中这样表述：智利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主张“公有制成分”、“私有制成分”、”合营成分”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中“公有制成分”（国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由国家控制矿产、银行、外贸、铁路、邮电等等有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业〔42〕可以说，孙中山等人当年倡导与宣传的社会主义学说，已被这些亚非拉国家所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