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目睹清朝统治急剧衰落，深感社会矛盾深重、危机四伏，故用公羊学说唤醒世人，倡导变革。他对于公羊三世说哲学体系实行革命性改造，论证封建统治的演变规律为“治世--衰世--乱世”，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也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大声疾呼衰世已经到来，“乱亦将不远矣”。（《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从此，公羊学说同晚清社会的脉搏相合拍，成为鼓吹变革、呼吁救亡图强的有力的哲学思想武器。龚氏写有一系列重要政论，有力地论证：“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并且警告统治者，不改革就自取灭亡。他又形象地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描述三世：日之早时，“照耀人之新沐浴，沧沧凉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这时统治集团处于上升阶段；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统治集团还能控制局面；到了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统治集团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预言“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大变动就要发生了！（《尊隐》）跟古文学派一向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统治秩序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相比，龚自珍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新鲜活泼，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警醒起来投身于改革的事业。
    魏源著有今文经学著作多种，其著述宗旨，是为了推动学术思潮由考证学向重视发挥“微言大义”的今文学转变，“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其《诗古微》、《书古微》两书，以具有扎实文献功底和新鲜敏锐见解的专门著作，作为学术论争中发动攻势的手段，进一步动摇古文学派的正统地位。把今文经学复兴推向更多的儒家经典的范围，大大壮大了今文学的声势，遂掀起清代学术思想变革的新高潮。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同龚自珍一样，以公羊学说论述“变革”、“除弊”的思想，他有“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名言。（《魏源集·治篇五》）鸦片战争发生后，他进而运用公羊哲学思想观察西方列强入侵使中华民族生存面临严重的新局势，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海国图志》中，他用“天地气运之变”来概括东西方先进与落后地位转变的空前大变局，说：“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随世而变。”（《东南洋叙》）因此，他在大力呼吁同仇敌忾抗击侵略的同时，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技术，并主张发展民用工业。对于北美民主政体他表示衷心向往，说：“其章程可垂奕万世而无弊”。并再次用气运说来表达他的预见：“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耶！”（均见《海国图志后叙》）预见西方民主政治也终将在东方实行，取代封建专制，中西制度、文化有可能沟通、融合。他的大胆言论，正预示着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梁启超作为近代维新运动领袖人物，曾一再畅论龚、魏推动晚清思想解放的首创性贡献。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的精华。”（马克思语）龚自珍和魏源对公羊学说的革命性改造，代表着中华民族先进人物处于民族危机时代观察国家命运和挽救危亡的哲学探求。他们大大地推进了公羊学说，使之适应现实的需要，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并揭示了近代思想的序幕。龚、魏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成就，无愧是嘉道时代精神的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也因此提高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