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利用佛学“缘起”说，宣扬“物境虚幻”、“万法唯心”，增进国民的革命道德。
    “缘起”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和事物都是因缘而生、没有自性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世界的本质就是空。“一切物境皆为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22）。如果只知道有外物的存在，而不知道它是心的虚幻之物，周遍驰求，执迷不悟，就会成为外物的奴隶，即梁启超所称的“心中之奴隶”。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佛教这种劝人“与其归敬于外界，不若归敬于自心”的理论，可以在某一方面帮助人们树立革命的道德观念，打破利害、得失、成败之念，消除“声色、货利、妻子、名誉”等卑污龌龊思想，确立豁达高尚的革命人生观。因此，他们对此大加张扬，广泛宣传。为加大宣传力度，章太炎还援引历史，证明佛教对道德的巨大效用。他指出：“昔我皇汉刘氏之衰，儒术堕废，民德日薄。赖佛教入而持世，民复挚醇，以启有唐之盛。讫宋世佛教转微，人心亦日苟偷，为外族并兼”（23）。“明末之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24）。而且“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其义理高远者，大抵本之佛乘”（25）。从而，他号召人们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26）。
    第三，利用佛学“业报”说，破除“私德”，强化群体、社会、国家观念，增强国民的社会责任感。
    “业报”说是印度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论，“业”是指行为造作。佛教认为，业有因性，又称业因，有业因必有果报。业报不限于今世而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三世。前生的业因决定今生的果报，今生的业因决定将来的果报。在这里，旋报和受报的主体都是个人，所以是个体业报。资产阶级思想家借此发挥，把业报的主体说成是社会群体，即群体业报。他们认为：“今日我辈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一感一想，而其影象，直刻入羯磨总体之中，永不消灭，将来我身及我同类受其影响，而食其业报”（27）。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群体同食前辈的业报，他们的言行举动影响和熏习现社会，其后辈也要同食他们的业报。根据这种新的群体业报理论，他们指出：“国家之盛衰存亡，非命运使然，实乃由全国过去人共同业力所造成”（28）。也就是说，中国所以衰亡，并非命运的安排，而是中国四万万人业力的造化。那么，中国人既然能以自己的业力衰国，也就能以自己的业力兴国。这样，就既把中国人自身看成是中国强弱的原因，同时也把中国人自身看成是挽救中国危亡的决定力量，从而敦促人们增强历史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为了今天和下一代的幸福而斗争。这对于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社会公德意识和群体观念，以及加强民族团结、共建新国家，无疑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救学--用佛学思想比附西学，学习西方，追求真理
    在中国近代学术领域里，一方面是传统儒学灵光隳落，权威丧失，另一方面是刚刚传入的西学支离破碎，不成系统，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学问饥荒”现象。所谓救学，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用佛学思想比附西学，学习西方，追求真理，希图为中国的学术园地注入几分生机与春色。
    第一，把佛学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融合在一起，建构起新的知识体系。
    首先，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佛学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加以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在其二者关系上，他们认为：西学可以说明佛学，佛学可以借助西学复兴；但佛学又高于西学，西学源于佛学。如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指出，实证科学的对象是有限的空间，而佛学“能治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日球星球，尽虚空界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微尘世界”（29）；实证科学的内容是有限的，而佛理“极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经诸子百家，虚如名理，实如格致，以及希夷不可闻见”（30）。在文化成果上，他们认为：西方自然科学依靠“器数”实验，远不及佛学“直观心之本原”；科学家周遍驰求“费无穷岁月始得者”，佛学家仅在一念之须，“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一言以蔽之，如果用体用关系来衡量两学，则佛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认真比较参照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思想家将佛学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融合在一起，建构起了新的知识体系。谭嗣同融合佛学与西学，以近代自然科学的“以太”说为工具，吸取当时最新的科学成果，“电光声化”等，建立起了“主客观融合”的心学即现代佛学体系。在其心学中，他认为“以太”构成宇宙，而以太即是佛学所说的“慈悲”。章太炎虽然指摘《楞严经》中一些譬喻不符合近代物理学的实证知识，但同时也认为该经中有些论述与近代实证科学知识相吻合。如病眼夜见灯光“别有圆影”、“五彩重叠”，即证明光学原理的色散现象“豁然确斯”，“释迦早知光浪（波），似已高出奈端（牛顿）”（31）。谭、章的好友孙宝瑄亦称：观《华严》，其《世界品》中所云“或作江河形，或作回转形，或作旋流形，或作轮辋形，或作坛形，或作云形，或作种种珠网形”，“盖与西人天文家言所谓星团、星气、螺旋白云、天河诸星状之说暗合”（32）。又说：“菩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无论天算、格致、化学、质学……及种种技能”，靡不该习。经过如此演义和解说，宗教知识化，知识宗教化，佛教既成了他们追求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实证知识的思想纽带和桥梁，也成了他们吸纳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文化底盘和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