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把佛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加以比较研究，取长补短，为我所用。
    梁启超从佛学思想出发，对西方辩证思维力较强的“穷理派”哲学深感兴趣。他用斯宾塞的实体不可知论比附佛学；用佛学的“无我”肯定笛卡尔的“我思”，否定“我在”。他吸收马赫关于一切客观存在都是心理产物的精神一元论，充实其唯心主义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又以佛学的慧观思想否认马赫的感觉经验，等等。总之，唯心主义愈彻底，其思想顺化愈自然。在以上反复比较、广泛吸纳中，梁启超最为赞赏的是康德的先验论。他用佛学“根尘生识”的前五识比附康德的“先验感性”，把具有不同作用的第六识视为康德的整个先验的认识能力，认为：康德的“感觉”即佛学的“受”，“思念”即佛学的“想”，“智慧”即佛学的“行”。他还将智慧分为视听、考察和推理，用以比附康德的先验感性、知性和理性。这样，康德的认识论完全被纳入了他的佛教心理学之中，而他的佛教心理学则变得更加系统丰满了。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竟在抽象的思维研究中窥察到了“人道”的真谛。他说：佛说“真如”，即康德所谓“真我”，“康氏以自由为一切学术人道之本，以此言自由，而知其所谓不自由者并行不悖，实华严圆教之上乘也。”（33）毫无疑问，这种比附与对号不甚伦类，但它要求从个性和主体性的自我中把握世界的“真如”（真理），从而在晦涩的佛理中播下了自由的火种，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火花，表明了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梁启超，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
    章太炎的致思路线和学术追求，与梁启超大致相同。他把佛学的许多观点与西方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我论等进行比较研究，并在比较研究中予以学理上的互相贯通和比照补充。他认为：康德所说“十二范畴”纯是“相分”的道理，索宾霍尔所说“世界成立全由意思盲动”，也就是“十二缘生”的道理。在此基础上，他把佛学的最高本体概念“真如”与柏拉图的“理念”和康德的“物自体”进行比较，指出：在承认“真如”或“理念”为唯一真实这一点上，佛学与柏拉图学说是相同的；但佛学认为真不离俗，俗不离真，这与柏拉图视“理念”为离开一切个体而存在的纯粹抽象，又是有别的。康德的“物自体”“几与佛说‘真如’等矣”，但康德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与佛理相悖。在林林总总的西方哲学流派中，章太炎最为推崇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的学说。他用费希特的“自我”思想，来证明佛学的“以众生为我”的观点，指出：“吠息特（费希特）之言：由单一律观之，我唯是我；由矛盾律观之，我所谓我，即彼之他，我所谓他，即他彼之我；由充足律观之，无所谓他，即唯是我。以此度脱众生为念者，不执单一律中之我，而未尝尽断充足律观之我，则以随顺法性，人人自证有我，不得举依他幻有之性，而一时顿空之也”（34）。尤其是费希特“自我创造一切”的世界观，更引起了章太炎的共鸣。据此，在章太炎看来，风俗的沉沦，民德的堕废，国势的衰微，“皆以我见缠缚”。因此，他认为：只有积极张扬广播佛学“依自不依他”的理论和费希特“自我创造一切”的思想，才能赢得人性的崇扬和个性的独立，才能达到新民新国新社会的目的。章太炎的这种思想虽然被诘屈聱牙的佛学语码所层层包裹，但在茫茫如漆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它仍不失为叛逆者的呐喊和战斗者的投枪。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思想家以佛学理论为经世武器，反帝反封，具有爱国性；淑世新民，具有启蒙性；学习西方，具有进步性。当然，宗教的本质毕竟是愚昧与困惑联袂、无我与异化并存、恐惧与期盼相依，因此对它的负面效应，我们亦不可忽视。
    注释：
    ① 《仁学界说》，《谭嗣同全集》第292页。
    ②③④⑧⑨（16）（29）（30） 《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65、325、350、320、318、372、352、351页。
    ⑤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册，第659页。
    ⑥（15） 《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8、146页。
    ⑦（11）（13）（26）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
    ⑩ 李鸿章：《毋自欺室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