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开篇指出：“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及究其洋务之谓，则皆今日切要之大政事，惟无教化之土番野蛮或不识之，何湖南乃尔陋耶？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乎名实之不相契也。”（《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174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筠仙为郭嵩焘（1818-1891年，湖南湘阴人）之字，劼刚为曾纪泽（1839-1890年，湖南湘乡人）之字。郭嵩焘是中国近代最精通洋务者，也是宣传洋务思想最积极的一员，为此而备受朝野的攻击。他又于光绪元年（1875年）被朝廷任命为常驻英国的钦差大臣（公使），后又兼驻法国公使，更是被湖南士人猛烈攻击，在他们看来这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当时，在长沙参加乡试的考生集会玉泉山进行声讨，并将郭嵩焘倡议修复的上林寺烧毁，还扬言要砸郭嵩焘的家。有人则编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曾纪泽继郭嵩焘之后任驻英、法公使，在此以前，他曾因父丧从南京乘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这些就是谭嗣同讲的郭、曾两人“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的语底。上述这段话表明，谭嗣同对郭、曾二人是十分尊敬和同情的；而收入《兴算学议》中的《上欧阳中鹄书》则表明，他的许多思想和观点都受了郭嵩焘的影响或与之一致。本文仅就此信所反映的郭嵩焘对谭嗣同的影响作一些探讨和分析，作为浏阳算学社创办100 周年的纪念。
    一
    痛斥士大夫的虚骄之气，大力倡导虚心向西方学习。
    清代由于长期闭关自守，朝廷和许多士大夫以“中央帝国”自居，对西方和外国情况一无所知。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虽然用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他们还是把西方国家与中国古代的夷狄一样看待，拒绝开眼看世界，虚心研究西方国家的新情况，学习其新经验、新知识和新技术。相反，他们对于那些认真研究外国情况，主张对外开放，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人，则往往以“卖国”、“汉奸”、“洋奴”斥之。不能不说，这种闭关自守的顽固态度和虚骄气习，是阻碍中国向近代化和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对此，郭嵩焘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因此，随着他对西方认识的不断加深，对这种虚骄之气所造成的危害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并不遗余力地进行抨击。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初一日，他在北京与潘祖荫、翁同和谈话时，谈到京师士大夫批评总理衙门过于保密，表面上似乎希望了解洋情，实际上不然时指出：“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议。为语及洋情，不乐，诟毁之。然则士大夫所求知者，诟毁洋人之词，非求知洋情者也。京师士大夫不下万人，人皆知诟毁洋人，安事吾一人而附益之？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郭嵩焘日记》）第3 卷第11页）这段话表明，郭嵩焘是不怕“大招物议”而自觉地与士大夫的虚骄之气作斗争的。后来，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论述了这一点。“曩在京师，吴江相国（沈桂芬）相戒不谈洋务，而鄙人之谈如故。至于谤讟刺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迩，鄙人之谈如故。 诚见洋祸已成，与中国交接往来，亦遂为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晓洋务，即少生一衅端。”（《郭嵩焘诗文集》第202页）
    郭嵩焘与顽固派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虽然启发了像谭嗣同这样一批先知先觉者，但直到他逝世将近四年之后，即谭嗣同写《上欧阳中鹄书》时，社会上拒绝向西方学习的虚骄态度并无根本改变。所以谭嗣同在信中也是不遗余力地痛斥这种虚骄之气。他说：“独怪博学工文、平日自命不凡之士，犹复不知此时为何时，所当为者为何事。溺于考据词章而怙以虚骄，初不辨为某洲某国，概目之曰洋人。动辄夜郎自大，而欲恃其一时之意气，尽驱彼于海外，而闭关绝市，竟若经数十年贤士大夫无术以处之者，彼一出而旦夕可定。及见有识者讲求实学，力挽时局，又恶其形己虚而乘己短也，从而媢之疾之，诋之为异端，訾之为用夷变夏，然则便当高坐拱手以待诛戮耶？”（第156 页）谭嗣同的这段话，与郭嵩焘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极力反对闭关自守的虚骄态度。这些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的人，以为将外国人拒之于国门之外，便可以高枕无忧，继续做他们的“中央帝国”之梦。可是时代毕竟变了，你要闭关，人家却要攻关，软的办法攻不开就用大炮轰。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顽固派们还要对那些积极学习西方实学的有识者“媢之疾之，诋之为异端”，岂不是要“高坐拱手以待诛戮”吗？！
    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这段话中提到的反对“用夷变夏”，是近代一切拒绝向西方学习的人们惯用的法宝。中国儒家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夷夏之辨”，并且历来主张以夏变夷，而反对用夷变夏。这一观点在古代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当时的华夏族在文化上处于领先的地位，而边远地区的“夷狄”则比较落后，提出夷夏之辨，对维护本民族的团结和保护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是，当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后，西方一些国家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中国当时的封建制度进步整整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如果还继续反对“用夷变夏”，那就只能意味着拒绝向西方学习。所以不论是郭嵩焘还是谭嗣同，都曾不遗余力地批驳这种反对“用夷变夏”之论。郭嵩焘在英国期间，曾在日记中写道：“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也。”（《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548页）郭嵩焘肯定秦汉以后的中国为无道，这是对那些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最有力的批判。这里，他虽然还认为西洋是“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即对西方是否真正有道还没有明确肯定，但他后来的观点就十分明确了。他在日记中曾用西方的“文明”标准，指出欧洲各国政教修明，可以“文明”当之，相反却认为中国还是“半文明”（参见《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439页）。郭嵩焘还曾比较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章句之儒的不同文化心态。“教师[士]传教而与国事相因，亦使狉榛顽犷之习，一变而为富庶。中国章句之儒，相习为虚骄无实之言，醉梦狂呼，顽然自圣。……教师[士]化异己而使之同，中国士大夫议论则拒求同于己者而激之使异，其本源已自殊绝，宜其足以病国也。”（《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789页）中国章句之儒既然害怕“用夷变夏”，当然也就会拒绝那些“求同于己者”，并且力图“激之使异”。谭嗣同和郭嵩焘一样，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为无道。他运用王夫之“道不离器”的思想，指出“无其器则无其道”之后说：“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今天下亦一器也，所以驭是器之道安在耶？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耶？周孔之法耶？抑亦暴秦所变之弊法，又经二千年之丧乱，为夷狄盗贼所羼杂者耳。于此犹自命为夏，诋人为禽，亦真不能自反者矣。”（161 页）既然自秦以来中国之道已无而法亦弊，那么中国就不能再以“夏”自居而斥外国为“夷狄”、“禽兽”了。郭嵩焘与谭嗣同还认为，“夷”与“夏”的概念是相对的。郭嵩焘说：“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独中土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何若，可以陵驾而出其上也。”（《郭嵩焘诗文集》第202 页）就是说“夏”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品，如果礼乐政教落后，中国同样可以变成夷狄。而谭嗣同则说得更加明确：“中国今日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乃云变夏乎？”（第156页）“夫华夏夷狄者，内外之词也，居乎内， 即不得不谓外此者之为夷。苟平心论之，实我夷而彼犹不失为夏。中国尝笑西人冠服简陋，西人即诘我之发辫有何用处，亦无以答也。无怪西人谓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至目为不痛不痒顽钝无耻之国。彼在位而误国者不足责，奈何读书明理之人，曾不知变计以雪此谤耶？凡此诸言，迂儒闻之必将骇怪唾骂。特恐反客为主之时，再去思量此言亦既晚矣。”（第165页）不虚心，不好学，不耻不若人， 就难免不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当西方殖民者“反客为主”，即成为中国的主子时，再来检讨未及时学习西方进行变法，岂不是悔之晚矣！谭嗣同的这些话，言之是十分痛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