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批评洋务派只学了西方的枝叶，而未能学到根本。
    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虽然到19世纪90年代才明确形成，但是中体西用的思想，从洋务运动开始就已经有了。在洋务派看来，中国的政教文化是完美无缺的，与西方相比，只是在物质技术上落后了些。因此，只要学来了西方的“长技”，中国就自然可以富强，郭嵩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最早批评了这种观点。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写的《条议海防事宜》中，就明确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郭嵩焘奏稿》第345 页）他认为中国有中国的本末，西洋有西洋的本末，不论是中国或西洋，政教才是最根本的，相对于政教来说，商贾是末，而造船、制器等等则不过是末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在他看来，中国要自强，就不能只学其枝节，还要进而学其商贾和政教。他并不完全反对洋务派的“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但他认为这些只能起到开风气的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他说：“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同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当时一些著名的洋务派人物很不满意。例如，他批评李鸿章整天只知道购西洋兵器，“观其勤勤之意，是为能留意富强者，而要之皆末也，无当于本计。”（《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457页）对洋务运动，谭嗣同亦有类似的认识，他说：“近日又有一种议论，谓今日之祸（指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李鸿章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者）皆由数十年之讲洋务。冤乎！中国虚度此数十年，何曾有洋务？亦岂有能讲之者？虽有轮船、电线、枪炮等物，皆为洋务之枝叶，且犹不能精，徒奉行故事虚糜帑项而已。”（第158页）又说，洋务派是“沾沾于洋务之枝叶， 而遗其至精”；而所谓“至精”，就是“西人之体国经野、 法度政事”（第161页）。谭嗣同和郭嵩焘对洋运动看法的一致性，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政治立场一致性决定的。
    如果说郭嵩焘从他的本末观出发，预见到中国必然有一个从政治法律制度的层面向西方学习的阶段，况且他通过对英法的亲身考察，认识到西洋“各国士民皆得与议其（指国政--引者）得失，此风最为可尚”（《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680页），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主张还无法实现的话，那么到了甲午战争之后，这一任务便提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谭嗣同在《上欧阳中鹄书》中，就鲜明地提出了这种要求。“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入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第155页）； “故不变法，即偏安割据亦万万无望，即令不乏揭竿斩木之辈，终必被洋人之枪炮一击而空。……会见中国所谓道德文章，学问经济，圣贤名士，一齐化为洋奴而已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第156-157页）这些话把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在谭嗣同看来，实行变法虽不能立竿见影，马上解决中国富强问题，但他认为“然苟变法，犹可以开风气，育人才，备他日偏安割据之用，留黄种之民于一线耳。”（第157页）
    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焘和谭嗣同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士大夫的人心风俗太顽固保守了，如果不改变这种人心风俗，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改革都是无法进行的。所以他们都十分注重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来改变这种落后的人心风俗。郭嵩焘尝言：“风俗人心为立国根本，士大夫所有事于乡里，不以显晦进退为异也，而终归本于学校。”（《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948页）所以他在晚年家居时，不仅倡议恢复了湘水校经堂，而且创办思贤讲舍，并首先在这两所学校开设天文算学。郭嵩焘特别重视算学的基础性作用，尝云：“西洋机器，出鬼入神，其源皆自推算始也。”（同上，第370 页）“吾谓西洋一切以数字为基”（同上，第678页）。谭嗣同与郭嵩焘有类似的认识， “夫变科举以育人材，开议院以达下情，改官制而少其层累，终身不迁以专其业，及财务、训农、通商、惠工、练兵、制器诸大政，既难行矣。且习气太深，行之转以滋弊，而其行之利病及算学格致可以试之而有效者，断不可不一心讲求，以供窦融、钱镠之用。故与唐绂丞、刘淞芙有于本县设立算学格致馆之议，诚不忍数千年之圣教，四百兆之黄种，一旦斩焉俱尽，而无术以卫之耳。”（第160 页）这就是说政治改革既然一时难以进行，那就先从教育改革入手，以挽救人心风俗。谭嗣同对算学的基础作用，也与郭嵩焘有类似的看法，他说：“为今日湖南计，非开矿无以裕商源，非制器无以饬军政，而开矿、制器等事，随在与算学相资，故兴算一节，非但当世之远模，抑亦湘省之亟务。”（第182 页）他还指出：“算学为中国所本有，格致之理，杂见于古子书中，谅亦不能以奇技淫巧见阻。”（第165-166页）算学既是基础学科，又为“中国所本有”，先从创办算学馆做起，然后逐步推进自己的改革方案，这样做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这就是为什么他在1895年前后那么热衷于创办算学馆的原因。
    三
    批评士人游手好闲，漠视国家利益，极力提倡发展商业。
    郭嵩焘与谭嗣同的重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郭嵩焘曾反复说明西洋以商为本。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上奏朝廷的《新嘉坡设立领事片》中指出：“西洋各国以通商为制国之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中国通商之利一无经营，其民人经商各国，或逾数世，或历数年，与中国声息全隔，派员经理，其势尤格而不入。”（《郭嵩焘奏稿》第384 页）所谓“以通商为制国之本”，就是以发展商业作为管理国家的基础。而“官商之意常亲”，则说明西方国家政府与商人利益的一致性，并且是代表商界利益说话的。而中国“通商之利一无经营”，则说明中国政府当局尚处在与商人利益相对立的地位。这段分析，实际上反映了中西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别，所以郭嵩焘希望朝廷迅速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在《条议海防事宜》中，他将“急通官商之情”（同上，第341页），列为最先要着。 郭嵩焘这种“以商为本”的思想，到了郑观应，便发展为“商战为主，兵战为末”（《盛世危言·技艺》）的“商战”思想。谭嗣同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在《上欧阳中鹄书》中说：“且彼抑知天下之大患有不在战者乎？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人心风俗皆败坏于此。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则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岂一战能了者乎？”（第160页）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就是要通过“奋兴”中国的商务来对付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