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到现代史上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倾向时（注：关于现代自由主义的研究，参见胡伟希等著《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彭明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第九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吴雁南等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四卷第十五编第二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陈哲夫等编《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下卷第十七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及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史林》1998年第1期；雷池月：《自由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东方文化》1999年第3期；雷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战透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杨国荣：《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走向容忍：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等论文。），一般人常常说他们既不满于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然而，对于不满和反对的内容，以往的研究似乎并不怎么深入。本文拟以自由主义者所办的《独立评论》中的文章为主，来探讨一下30年代自由主义者是怎样批评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从而有助于认识自由知识分子在现代历史上的政治特征。
    一
    台湾学者陈仪深说：“吾人从《独立评论》中可以发现许多谴责国民政府、谴责地方势力的文章，却很难得找到一篇谴责中共的文章”。[1]（p45）事实并不尽然，《独立评论》上专门批评中共的文章确实很少，但是找出“几篇”似乎也不怎么困难。周炳林的《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即是专门从学理上批评中共的文章；古舞的《救救四川！》、鲁学瀛的《四川危机了！》和贾问律的《绥宣失陷及其收复》等，则是从看到的“事实”上谴责中共的文章。其实，《独立评论》中批评和指责中共的地方也是不少的。
    30年代，在国内政争之外，又多了日本侵略这样一个严重外患的环境。《独立评论》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产物”[2]（p135），其政论文章一个鲜明的共同倾向，是把“国家的生存”放在第一位。“中国现当一严重之关头，御侮为第一大事，统一的政府团结的人心为最急需。无论任何主义均当先有其立足之地，方可实现其计划，民族主义实为世界主义之先驱。”[3]（p19）基于对国家生存地位的担心，这些自由知识分子急切地希望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暂停内争，集中力量，一致对外。陶希圣说：“大家应当对各党各派，劝告他们舍弃成见，在救国的一点上开诚合作。”[4]（p49）天津《益世报》上有文章指出，“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民族生存竞争上，不能谈妥协，同族的主义竞争上，尽可谈妥协”。因此，主张国民党“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5]。
    这些作政论的知识分子，更是经常以民族危亡来“提醒”共产党。胡适指出，“在中国的现状之下，国家生存的问题没有办法之前”，土地、生产分配等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但是，“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区域可以幸免的”[6]（p6-7）。陶希圣劝告社会主义者，“在侵略急迫的时候，还应当为了民族运动停止社会运动的阶级分裂趋势。我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了解民族主义的现实意义”[4]（p49）。
    丁文江认为，如果共产党继续进行武力革命，“无论革命的目的和成绩如何纯洁--不但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无法抵抗，而且国际上一定要发生不利的变化”[7]（p2-4）。他若有其事地说：“我敢预言，共产党如果到了南京，日本兵一定要到上海。那时候至少英国要赞成他，也许加入干涉……是否值得为不可捉摸的世界革命，把中华民国送到帝国主义的日本手里！”[7]（p2-4）当时，这种以民族危机要求共产党暂停武力革命的呼声相当普遍，《大公报》上也有文章说：“今日共产党人如欲于日祸滔天之会，加紧赤化，是速中国之亡也！待国亡之后，从而实现理想，是又操术之奇忍奇险，万万不可信赖者也……共产党亦要国家，需舞台，此时自应停止破坏工作，一致对日！”[8]
    然而，当国共两党都无休战的愿望，而外患又日益急迫时，作为主张“有政府”的自由知识分子（注：罗隆基曾说，“有政府总比无政府了胜一着”，见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3卷10期（1930年12月），第1－18页；傅斯年曾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见傅斯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独立评论》5号（1932年6月19日），第7页。），往往把本来“不偏不倚”的态度，转而向国民党倾斜。因为在他们看来，尽管国民党政府不尽人意，但是作为国际上承认的政府，作为国内最有势力的政治力量，所以最有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重心”。傅斯年说，“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9]（p7）；任鸿隽对此表示认同说，“现在的国中，没有第二个组织可以代替国民党来组织政府”[10]（p3）。这大概是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共识。《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也认为，“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只有国民党是一个中心势力”，因此，抗日和建国的“领导权，无疑的，现已落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手上”，那么，“在统一的组织之下，是不容许有一个以上的政府一种以上的军队的”[11]（p3-8）。这样，他们就常常带着一种“统一”和“破坏统一”的眼光，去审察国内的政争，并且很容易把内战的责任，推向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势力。
    蒋廷黻指出：“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生长力，我们应该培养；破坏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病菌，我们应该剪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哪种国家的问题。”[12]（p5）胡适明确地表示反对一切内战：“近几年来，大家滥用名词；明明是内战，偏叫做护什么的革命，或叫做倒什么的革命……凡用武力来伸张私人或党派的意见，凡用武力来谋政治纠纷的解决，凡用武力来压迫清除政治上的异己者，都是内战，都是应该废止。”[13]（p3）
    在“福建事变”发生以后，胡适深感痛心地说：“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危害国家是不会得着大多数人的同情的……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抗着‘人权’的招牌来作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今日最足以妨害国家的生存的，莫过于内战；最足以完全毁坏国家在世界上残留的一点点地位的，莫过于内战。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内战的大罪恶！”[14]（p4）
    这样一种看问题的方法自然也适用于对待共产党，作为致力于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自然也被看做“妨害国家生存”、“破坏统一的势力”。一位颇带情绪的作者说：“共党，虽然可以看作社会腐败的一种反响，但是他们摧残国家元气的罪恶是无可宽恕的。”[15]（p3）《申报月刊》上也有文章认为，共产党的“存在和延续，是现行政系统下一个矛盾的对垒形态，亦为中国特有象征，不多见于世界其他各国。在整个国家机体运用效能上，此种特象是一种破坏统一，滞塞效率，矛盾冲突的有力桎梏”[16]（p85）。
    即使把共产党看做国民党“政敌”的丁文江，在考虑抵御外患时，态度也明显地不能一视同仁，“‘国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御外侮者’这当然是常识，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他明确表示，共产党若无休战的可能，“仍然要贯彻武力革命，趁外患危急的时候，扩张他的地盘，我们应该赞助政府以全力扑灭他，因为要不然国家必不能抵抗外侮。等到中国亡了，中国的共产党又岂能单独生存？”[17]（p2-4）
    有人则更直接地支持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为“清共剿匪以防后顾之忧，在国防上着想，固是必须做的事”[18]（p6）。蒋廷黻说：“‘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我们惟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产党的肃清。”[19]（p5-6）他极力维护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共党如组织政府，或以武力反抗中央，中央势必以武力消灭之。中央若成中央的话，凡以武力反抗者，中央必以武力对付。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拥护中央”[20]（p18）。
    事实上，在国民党之外的舆论界，虽然大都从政治上着眼支持“攘外必先安内”，所谓“武力抗日，政治清共”[5]。但是，相当一部分舆论对国民党军事上的“攘外必先安内”，也表示理解和支持：“夫以中国国难之深，救亡之亟，不幸共祸严重，危及民族根本，三年以来，政府倾全国之兵力财力，从事剿匪，揆之攘外必先安内之旨，诚有其不得已之苦衷。”[21]“国家欲御外侮，首需肃清匪祸，修养国力，是则安内即以攘外，事实所在，不容否认，故吾人尤望湘粤健儿奋勇勿懈也。”[22]甚至有人希望国民党尽快完成“安内”，以便对付日益严重的外侮：“吾人希望政府鉴于对外情势之严重，结集国力之急需，务尽最短时期，将西北匪祸，彻底解决”。[23]这种舆论环境自然也影响到《独立评论》的作者对国共政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