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可以看出，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外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逐渐认同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并且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然而，即使没有日本的入侵，他们也并一定就认同共产党，因为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某些方面本来就是与中共“根本不相容”（注：胡适在1930年时指出，“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他认为这两种方法是“根本不相容”的。（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08页。）的。
    曾说“共产主义是真理”的黄平凡，实际上认为这一“真理”并不适用于中国：“一，中国现以农村经济为主，仍处封建经济与前期资本主义之过渡阶级中……其生产之形式为原始的；其剥削之方式为封建的。故不若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式之单纯的为地主租税所剥削。--并无壁垒森严之阶级对立。二，中国工业异常幼稚，手工业苟延残喘；轻工业则受制于条约苦不能发展；重工业则绝无，因是大异于欧美之状况。--同样无阶级之显著的分野。三，马克思之阶级斗争仅适于阶级已成立，渐相矛盾，相冲突，底于不可调和之时。中国无阶级之对立，更谈不到阶级意识--距‘革命机会成熟’尚远。故中国不需阶级斗争之说。”[3]
    黄平凡的逻辑是，中国没有阶级分野，没有阶级对立，没有阶级意识，所以不需要阶级斗争。这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反对共产党的，在当时大有人在。与黄平凡不同的是，王造时认为，中国并不是没有阶级，“不过所谓阶级不是劳资的对峙，乃是另外一个说法。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可分为三大阶级。上面是官僚，军阀，土豪，劣绅所形成的支配阶级。中间是农，工，商所形成的生产阶级，下面是兵士，土匪，流氓，乞丐等所形成的游民阶级。中国社会的一治一乱，便要看这三个阶级移动的相互关系”。当支配阶级腐败时，生产阶级便会破产，游民阶级则会膨胀，“向支配阶级挑战，希望取而代之”[24]（p25-30）。那么，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跳出这一模式，只不过是处于“乱世”。
    有意思的是，张东荪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竟与王造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说：“中国的社会不是没有阶级；中国社会的阶级都具有些东方色彩……种田的是农人，做各种工艺的是工人，业贸易的是商。这是三大类，每类中当然还可以细分……各种阶级以外却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这个不是别的，就是各阶级中所余剩下来的。”他们可以叫做“余剩阶级”、“游离分子”或“流氓”阶级。“这种余剩的人们的出路在历史上只有两种：一个是政界，即入政界去作官作吏；一个是匪界，即作强盗。换言之，即只有政治与盗匪是他们的尾闾。于是使我们知道历来的中国政治所以成为一治一乱之局其故安在。老实说，治是由于这些余剩者大部分有了出路；乱即是由于制造这一类余剩者而使之加多。余剩者愈加多遂愈乱得厉害。可见中国的政治始终建立于这个余剩阶级之上……中国各朝的帝王不是由权臣而变成，即是由土匪而成功……人政界与做强盗是一件事。”他的结论是，“中国情形与外国不同。旧日历史上的余残形势依然残留着。始终是分两种人：一种人是有业而固定的；一种人是无业而流动的”[25]（p1-19）。
    王造时和张东荪的意思都是说，中国的问题不是有产无产的问题，而是有业无业的问题。因此，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不适用。同时他们似乎都有意把共产党的革命，比作“游民阶级”或“余剩阶级”的叛乱。
    与他们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的阶级不同，吴景超则从对未来的预测，来说明共产主义并不能使阶级消灭。在他看来，首先共产主义能否实现就是个问题，“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所标榜的理想社会，只有实现的可能，而无实现的必然……我们如细察人类无穷的欲望，同时在顾到地球上有限的物质，就知道‘各取所需’真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的”。即使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实现了，阶级现象也不会消灭，“社会上有组织的生活，以及人类在生物方面的不平等，乃是阶级社会的最后堡垒，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大炮，也是毁灭不了的”。[26]（p221-229）
    有意思的是，这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所用的话语如土豪、劣绅、阶级等大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其所采用的批评方法，如分析社会中的阶级差别，也与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有很大的相同。张东荪曾经说，即使反对马克思的人，却也“落在马克思的窠臼中”[25]（p1-19），从这里看，他自己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很值得寻味。
    《独立评论》的作者们，更多的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胡适在1928-1929年与国民党交恶时曾说：“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27]（p1-2）。胡适正是以这样的立场来审视国内政争的。在他看来，无论是国民党所谓的“匪”，还是共产党所谓的“阶级敌人”，都是中国人，所以他都同样地对这种“杀中国人”的行为不表同情。
    曾说唯物史观包含大部分真理的丁文江明确表示：“我对于共产主义表相当的同情，但是对他们的手段绝对的反对……我们是否应该根据这种预言和辩证论所产生的历史逻辑来牺牲数十万百万人的性命。实行共产主义--求经济平等--是否还有别的途径，至少是否要等别的途径都走不通再从事于暴动。”[28]（p10-11）他不相信革命的“至高无上”，认为只有和平的长期努力，才能使人类进步，“我何以不是共产党员？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惟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理论’能保管使革命会得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29]（p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