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土地制度的西周金文为数不多，尤其是记述土地转让的更少。过去著录的只有几件，其中一些关键性的词语无从比较。在解释上难于定论。近年陆续发现新的重要铭文，如一九六九年兰田滨湖镇出土的师永盂，一九七五年岐山董家出土的裘卫器群，就在这方面提供了珍贵的例证，使我们对西周时期的土地转让获有更深入的认识。
    土地转让的原因与法律程序
    本文依据的金文，有下列七件：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师永盂、大簋、格伯簋和散氏盘。对照这些铭文，可以解决一些以往无法理解的疑难问题。
    七件金文都记载了土地的转让，而转让的原因又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分三种情形：
    第一种是赏赐。如师永盂载，益公传周王（我们认为是懿王）之命，以田“锡畀”师永。大簋载，周王命吴师召见大，把{K23B18.JPG}的里赐给他。这两个例子，都周王以土地赏赐臣下。
    第二种是交易。卫盉的例子最典型，矩伯以田为代价，从职为司裘（管理毛皮的官）的卫那里先后两次交换礼玉和皮币。交换以贝朋作为价值尺度，前一次所取为觐璋，值八十朋，“厥价其舍田十田”；后一次所取为赤色虎皮两张、牝鹿皮饰两件和有文饰的蔽膝一副，值二十朋，“其舍田三田”。
    九年卫鼎所记交易与此相似，矩伯从裘卫处取得一套车马用的皮革制品，代价是“乃舍裘为林孤里”。伯格簋记格伯给倗生良马四匹，“厥价川田”，其为交易也是很明显的。
    五祀卫鼎所述则是土地的互换，裘卫用五田换取了邦君厉（疑即矩伯）的四田。铭文里表示交换的动词是“贾”（“贾”字释读，参看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
    第三种情形是赔偿。散氏盘记载，由于王攻击了散，不得不割让土地给散，作为赔偿。金文中的这一事迹，已经是大家熟悉的了。
    上述金文中转让的土地，有的称“田”，有的称“里”。“田”是农田，其单位也称为“田”，学者多认为即一夫百亩之田。“里”是居邑，《尔雅·释言》和《诗·韩奕》传都说“里，邑也”。古书常说“田里”，即兼指两者而言（“里”为居邑，证明九年卫鼎的“林孤里”并不是里）。
    从金文来看，土地的转让应经过一定有法律效力的程序。
    大簋及师永盂记录的转让事例，出于周王之命，自然有法津上的地位。在大簋铭中，王派遣膳夫传命；在师永盂铭中，由益公出命，而同时参予其事（“厥{K23B20.JPG}公出厥命”）的还有井伯等五人，相当隆重。裘卫的两次土地交易都向王朝禀告，在卫盉告于伯邑父等五人，在五祀卫鼎告于井伯等五人，然后由五人给予命令。
    卫盉、五祀卫鼎和师永盂属于同一王世，分别为三年、五年、十二年其发布命令的人是：
    三年：伯邑父、荣伯、定伯、伯、单伯
    五年：井伯、伯邑父、定伯、伯、伯俗父
    十二年：益公、井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他们是王朝执政大臣，五祀卫鼎称之为“正”，可能就是先后任职的六卿。以土地转让之事向他们报告，显然是为了得到合法的允可。
    有的学者提出，上述程序的存在表明土地的所有权在王，这一点恐怕需要更进一步论证，因为九年卫鼎、格伯簋、散氏盘三例并没有王朝的参予。在后两个例子里，有“析”或“誓”。格伯簋说，格伯以良马交换了倗生的三十田，“则析”，杨树达先生指出“析”意思是析券，“书券契而中分之，两人各执其一，故云析也”（杨树达： 《积微居金文说》卷一）。散氏盘则记载，{K23B19.JPG}把土地让给散，由{K23B19.JPG}人有司武父等代表{K23B19.JPG}王立誓。五祀卫鼎也提到五位大臣命邦君厉立誓。析券和立誓，在当时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果违反了，便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见于《周礼》等书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