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近代历史阶段。有识之士们痛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日趋严重；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长处以补自己的短处，这就包括了从“船坚炮利”到“中体西用”的技术，乃至政治体制、文化改革、人才选拔，一直到启蒙大众。
    伴随着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谭嗣同、夏曾佑和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新文体”以及“小说界革命”等等。
    这些涉及文学及文学表达的企求，实际上都已逼近到“白话文”问题。
    中国的语、文不一已经是历来以久。语、文不一，既造成了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分隔，同时，又对没有文化或文化不多的社会底层，尤其是劳动者的文字表达造成了障碍、困难与窒息。
    亡国的危险，使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但是，民众的麻木与沉睡，又需要作进一步的唤醒和启蒙。于是，“白话文”的呼唤也就应运而生了。
    还在1887年，黄遵宪就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要使旧文体“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嘴能通文字之用”。（黄遵先：《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他还在诗歌写作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吾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当手中所写的就是口中所说的，其中不需“之乎者也”的转弯抹角，这不就是一种“白话文”了么？
    当时，也果真有一批公开倡导、论述白话文价值及其应用文章，如裘廷梁、陈茶裘的《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报章宜用浅说》等等，纷纷鼓吹“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一些白话小报也陆续出现。
    还有些人，甚至借鉴外拼音文字，倡导中国文字的拼音化。戊戌孪法领导者之一的王照，创造出60个“官话字母”，用“两拼法”来“专拼白话”，主张“语言必归一致”。他的这个“官话”，已经是以北京话为标准了。天津的严修、桐城派的领袖吴汝纶、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浙江桐乡的劳乃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王照的拼音字母表示了支持和响应。
    到了本世纪初，较有影响的白话报纸有10多种，如杭州的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北京的杭率斋、彭翼仲等所编；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俄事警钟》与《警钟》等，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说各一篇；白话教科书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其中，陈独秀就创办过《安徽俗话报》，还帮助别人出版《通俗杂志》。
    白话文已经有了势头。不过，那时的白话文，还只是为了通俗易懂、得以普及，而不是主张取消文言文并以白话取代。
    本文旨在钩沉轶事，重新梳理白话文运动，从中可以看出十分清晰的三个阶段。
    一、胡适的提倡与运动的兴起《新青年》创刊以后的语言表达，仍是传统的文言。虽然，它的思想、希冀是崭新的。
    第1卷第3号刊载了谢无量的一首有160 余行的五言长律：《寄会嵇山人八十四韵》（诗前题为：《已酉岁未尽七日自芜湖溯江还蜀入春淹泊浃中观物叙怀辄露鄙音略怀不诠理奉寄会嵇山人冀资嗢噱》）这首诗抒写了在长江上漫游的感受；在表现风格上是比较典型的古典式，即讲究五言排列、韵脚严正、平仄分明，朗朗上口，也夹杂了不少典故和传闻。
    陈独秀以“记者”的名义在诗后写了一段话：“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比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于此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