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首长诗底下，陈独秀撰写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第四号又连载）。其中谈到，“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im），……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Realism ）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
    读者张永言写信给陈独秀，询问：“贵杂志第三号论欧洲文艺，谓今日乃自然主义最盛时代，目历举古典主义等用相比较。仆意我国数千年文学屡有变迁，不如此四主义已居其几？而今后之自然主义当以何法提倡之？贵杂志亦有意提倡此种主义否？”陈独秀明确回答：“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新青年·通信》第1卷第4号）这些文字引起了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注意。
    早在1914年，陈独秀在日本东京参加《甲寅》编辑工作时，胡适就有译稿在上面发表。两人遂此相交。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于是在文字上有了更多的来往。
    1915年10月，《新青年》（第2卷第2号）的“通信”栏内，刊载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信中说道，“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
    胡适对陈独秀以“希世之音”等语来评论谢无量的那首诗表示了不同意见：“细检谢君此诗，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以用典见长之诗，决无可传之价值”。接着，胡适又尖锐地批评了“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胡适认为，“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于是胡适又进一步提出：“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
    终于，胡适提出了“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
    胡适又进一步表示了他的心迹：“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成可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安定是非。”
    陈独秀在答复中解释了自己对谢无量诗的赞扬，“乃以其为写景叙情之作，非同无病而呻，其所以盛赞谢诗者，谓其继迹古人，非谓其专美来者”。
    对胡适的“八事”主张，陈独秀的态度是：“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陈独秀对五、八二项谈了看法，一是有“画蛇添足”之感，二是与第六项重复。
    胡适的八事主张揭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
    从表面上看，“八事”来源于对谢无量诗及陈独秀评价的不同看法，实际上，“八事”酝酿久已。
    关于这段情况，胡适在《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以及《胡适口述自传》中都作了多多少少的介绍。
    还在美国留学不久，胡适每月收到一份支票。随支票的信封里总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实际上，这些“口号”可以算作“白话文”了。可是，胡适当时并不习惯于此。
    胡适与他的同学朋友、对汉字语言有研究兴趣的赵元任对此作了探讨。终于，胡适本人对语言也有了兴趣，并作了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这时是1915年夏天。胡适致力于语文改革有两年时间，“八事”的提出，也就在这个时候。
    胡适的朋友梅光迪将去哈佛，胡适写了一首送行的打油诗，其中用了十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如爱默生、霍桑、达尔文、拿破仑、达尔文、牛顿、爱迪生、培根等等。胡适的另一位朋友任鸿隽（叔水）把这些外国名字连缀起来，也做了一首打油诗，说“文学今革命，作诗送胡生！”这倒反过来促使胡适进一步思考“文学革命”的问题了。
    经过深入的探讨，在1916年2、3月之际，胡适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同时，胡适也看到，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