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钱玄同又倡导“Esperanto”，即世界语，认为广为推行以后，与世界各国的书信，交谈与阅读都会带来极大的方便和好处。
    也有人提出，既然有新的文学、新的语言，就应有“新字典”（4卷2号，“通信”：沈兼士致钱玄同）钱玄同对“句读符号”也提出新的设想（同前，通信）。
    在这期间，钱玄同等又提出过“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的想法；陈独秀也说过“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这些偏激、浮澡的想法受到争议与反对。
    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傅斯年在《新青年》第4卷第2号上的“读者论坛”发表《文言合一草议》，十分具体地提出了“代名词全用白话”、“介词位词全用白话”、“感叹词宜全取白话”、“助词全取白话”等等十条建议。傅斯年又在新出版的《新潮》杂志上发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强调“白话文必须根据我们说的活语言；”“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需要。”以后，傅斯年又发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再次强调“拼音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的国语的齐一，发达，推展；更可以帮助我们的国语完全脱离文言的羁绊”，他也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新潮》第3号）。
    如果说，白话文运动由胡适倡导、陈独秀张扬的话，那么，钱玄同与刘半农就是具体改革的推行者。从第3卷第3号至第4 卷的《新青年》，主要就是他们俩人的实践性的主张。相对而言，陈独秀偶尔流露的是担心；而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等文只是以往观点的延续。
    终于，钱玄同、刘半农策划了一场“双簧戏”，即以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写出一封致《新青年》的信，大肆咒骂文学革命，而刘半农再予以驳斥。两信题为“文学革命的反响”合并发表在《新青年》第4 卷第3号上。
    对白话文，新文学的倡导力度大大加强了。在《新青年》第4 卷第4号上，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今”》、新诗一组即胡适、沈尹默、林损、刘半农的《新婚杂诗五首》、《雪》、《苦--乐--美--丑》、《灵魂》及《学徒苦》等。引人注目的是，在“通信”栏中，有钱玄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及附陈独秀答书与胡适跋语、孙国璋的《论Espeanto》及附钱玄同与陶履慕的答书及胡适跋语、林玉堂的《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及附钱玄同答书。
    “王敬轩”文章引起了读者中不同的反响。第4卷第6号有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来信：“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辨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国应又是乎？”也有人认为，“半农君复王敬轩的信，则尤为狂妄……大昌厥词，肆意而骂之，何哉？……亦足见记者度量之隘矣。”（5卷1号，戴主一）讨论规模日益扩大，也越来越吸引人。有人提出“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5卷2号，朱经白）；有人说：“用白话可做好诗，白话又何偿不可做好诗呢？”（同上，任鸿隽）；有人提出，不能用“纯白话”、文学语言可分为“应用的、美术的两种。”（5卷3号，慕楼）也有人主张古文、白话“是否可以相容并存？”（5卷5号，张效敏）。
    也有些人对维护白话文提出一些具体建议。4卷5号上有人称：“改革的起点，当在大学。大学里招考的时候，当然说一律要做白话文字（或者先从理工两科改起，文科暂缓），那么中等学校是自然要注重白话文了。小学校里又因为中等学校有革新的动机，也就可以放胆进行了。那岂不是如‘顺风行舟’很便利的法子么？”（盛兆雄）还有读者希望“贵记者对于此间的谬论，驳得清楚。骂得爽快；尚且有糊涂的。“‘崇拜王敬轩者’等出现，实本奇怪得很，愿你们再加努力，使这种人不再做梦。”（5卷3号，Y.Z.）整个白话文运动中，并没有几个有代表性的封建卫道士公开出来反对。直到“王敬轩”信发表以后一年之久，曾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中作出过不小贡献的林纾（琴南），在北京《公言报》（1919年3月18 日）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明确表示反对白话文。
    此说一出，舆论哗然。白话文的倡导者们纷纷磨拳擦掌予以驳斥。
    1918年5月，《新青年》全部改为白话。白话文运动势不可挡。从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就出现400多种，全部采用白话文。
    《每周评论》（1918.12）、《国民》（1919.1）、《新潮》（1919.1）、《晨报副刊》（1919.2改组的第十版）、《湘江评论》（1919.7）、《星期评论》（1919.6）、《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19.6.16）、《建设》（1919.8）、《少年中国》（1919.7）、《星期日》（1919.7）、《新生活》（1919.8）、《曙光》（1919.11）、《新社会》（1919.11）、《人道》（1920.8）、《觉悟》（1920.1）、《解放与改造》（1919.9）……相继问世，它们一方面宣传新思想，同时主张白话文，采用白话文。
    1919年11月，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向当时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第二年春天，教育部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至此，新式标点符号以法令形式公布与施行。
    1920年，教育部又正式通令全国，从当年秋季开始，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
    当时还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原用的文言文老教材，从今以后一律废除。小学三年级的老教材限用到民国十年（1921），四年级老教材，用至民国十一年（1922）。
    由此，白话文占领了最难改动的教材。
    白话文终于取得了胜利。
    纵观波澜壮阔的这场运动，我们深深感到白话文成果的来之不易。虽然，运动中的某些观点、某些主义、某些主张并不科学、甚至可笑，但是，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去除成见，给予历史人物适当的评价与地位，这正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