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胡适把他的这些想法写信告诉了梅光迪，同时，又写了一些比较完备的对中国文学史有新看法的概念和大纲。
    1916年7月6日，胡适在他的日记中比较详尽地写下了他对“文言”、“白话”的提纲挈领式的看法：“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敬、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坛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另外，还有“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白话并非文言文之退化，乃文言文之进化”、“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以白话小说、故事、戏曲为代表的活文学，可能是中国近千年来唯一真有价值的文学”、“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胡适很快写出长达近六千字的《文学改良刍议》，分寄予《新青年》和《留美学生季报》，陈独秀随即将它刊载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
    二、白话文运动的开始与反响《文学改良刍议》一开头就坦陈：“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事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胡适的结论是：“八事主张，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胡适突出强调的是，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
    在文章的未尾，陈独秀附了一“识”。陈独秀斩钉截铁地宣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不过，陈独秀也有所悲哀：“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紧接着，《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的头条文章，就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文章劈头就盛赞：“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文章批评了“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
    陈独秀谈到“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接着，陈独秀就讲到了“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
    文章最后，又一次强调“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文章列举了一连串的欧洲文化名人，又进一步表示，“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仿佛是为了显示文学革命的方向与实绩，就在刊载《文学革命论》第2卷第6号《新青年》上，又刊载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朋友》、《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和《孔丘》。
    这八首诗，是胡适“八事”主张的一个实践，全都是口语入诗，写出了人们日常口头所说的、心中所想的一些话。尤其是那首《孔丘》，可以说又紧密配合了正方兴未艾的批判孔教的斗争：“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
    从白话入手的文学革命，首先在《新青年》读者中引起不同反响。
    也就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读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左右所提倡文学写实主义，一扫亘占浮夸之积习，开中国文学之一大新纪元，无任钦佩。……足下既不主理想主义，又不主言之有物，究竟言之无物，与理想主义有何分解？仆愚昧无似愈不了解，请左右有以教之。”（陈丹崖）对胡适的“八事”主张，有读者颇不以为然：“足下所列八事，均系消极的，不知有积极的否？此八事条条精锐，良能发人猛省。惟第六第七不用典不讲对仗，两款确有矫枉过正之弊。”（第3卷第2号，李濂堂）有些读者又从其它方面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国文学倘不革命，即中国科学亦永远无发达之日。以中国现在之文学，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然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愿先生今后之论调，当稍趋于积极的建设一方面。如何如何而后可以便言文渐相一致，如何如何而后可以使中国文学开新纪元。”这个读者对文学革命还作了很好的设想：“仆以为处今日而言，文学革命当与道德革命双方并进，盖国人之道德既趋于诚实之途，则对于种种花言巧语自认于道德有亏，必力避之人人有些自觉心，则文学革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矣。”（第3卷第3号，张护兰）有读者坦率承认，对文学革命持“折衷”立场，如第3卷第3号上：“对于胡先生之说，既不敢取绝对的服从，则有折衷之论在乎。”这位读者具体提出：“小学生则授之以普通之应用文字，文理与白话二者可精酌而并取。中等以上之学者，则取纯一的文理，而示以深遂精奥之所在。”（余元濬）有意思的是，就在该信前面，又有北京大学理科学生提出“偏激和中庸”的说法，认为“中庸美德也。然使中庸不能成事，则中庸为无用矣。偏激，恶德也。然使偏激能成事，则偏激为有功矣。”（胡哲谋）还有人提出：“欲改革文学，莫若提倡文史分途，以文言表美术之文，以白话表实用之文。”（第2卷第4号，北京高等师范预科生晋元学、常乃惠）不少读者来信，对文学革命的具体实施提出了许多设想，如有人提出“当先普行俗语。益中国文字繁难极矣，以其事者尽毕生之力，始克有成……惟用俗语，庶足以挽回斯弊。”（第3卷第4号，易明）俗语进入文学，白话表现文学的观点，受到读者的广泛注意，第4卷第2号上有读者称：“应用之文，必须用俗语；文学之文亦可用俗语，固为吾人之所公认；”“惟其为文之性质不同，故其用字之范围广狭，亦宜因之有所区别。”（沈兼士）曾翻译过外国小说100多种的林琴南（纾）不满于白话文的倡导，写出《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古文的妙处，在于“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胡适抓住他文中的一句“方姚卒不之踣”，认为“不合文法，可谓‘不通’”。胡适幽默地称：这就是“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第3卷第3号）《新青年》第3卷第4号，又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词》四首：《采桑子·江上雪》、《生查子》、《沁园春·生日自寿》、《沁园春·“新俄万岁”》。白话诗、词可以说是对传统的文言诗、词一次巨大的冲击。诗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词也为正宗，当这两样东西都能以白话来表达时，应该说，白话在文学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