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容上说，值得注意的是《沁园春·“新俄万岁”》。这是胡适听到俄国“二月革命”消息以后欣然写下的。序中说，“俄京革命时，报记其事有云，‘俄京之大学学生杂众兵中巷战，其蓝帽乌衣，易识别也。’吾喜其语，因为作词……”“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徒，挫折惨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
    这首词，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在胡适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道路上都应一记。可惜，各种著作都缺乏介绍。现抄录如下：
    客子何思，冻雪春冰，北国名都，有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白话词”畅晓明白，使人一读就懂，这正是“白话文”运动的一个成果。
    但是，除了《新青年》杂志较为热闹外，白话文在社会上还未引起反响和重视。于是，又一场活动在酝酿之中。
    三、钱玄同与刘半农：白话文运动的推进者问题还得从钱玄同谈起。钱玄同原是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曾师事章太炎，研究小学。当胡适、陈独秀倡导“白话文”运动刚兴起时，钱玄同正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当时的北大国文系还受着旧文学的偏见控制，黄侃教骈文，提倡学《文选》；姚永朴教散文，宣传“桐城派”。两“派”都主张封建文学及其思想，可又相互攻讦，在北京大学也搞得风风雨雨。
    就在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通信”上，钱玄同有一封信，其中说道，对胡适之的文学刍议“极为佩服”。信中直斥“选学妖孽、相诚谬种”。信中说，这帮人“见此文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陈独秀在回信中十分高兴地表示：“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从也。”
    《新青年》第3卷第1号刊载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长达三千五百余字的信，专门谈了他对白话文的看法。
    第3卷第2号的《新青年·读者论坛》上发表了桐城方孝狱的《我之改良文学观》。针对胡、陈两人“皆欲以西洋文学之美点输入我国”，而提出中国、欧洲文学的三大差异：“（一）中国文学主知见，欧洲文学主情感”；“（二）中国文学界广，欧洲文学界狭”；“（三）中国文学为士宦文学，欧洲文学为国民文学”。
    方孝狱提出了“美文”说，即“诗文戏曲小说及文学批评等是也；”而“记载之文、史家用之，告语之文，官府用之，是皆应用之作，以辞达意尽为，极不必以美观施之也”。这样，从白话文倡导以来，就有了一种有理论色彩的折衷论调。
    对“白话文为将来文学正宗”的说法，方孝狱认为“实为不易”，理由有三：“（一）国境内无外种之杂人也”；“（二）无新学术之发明也”；“（三）文人言复古也。文之行远者，必其通于民之至广者”。
    方孝狱的结论是：“认白话文学为将来中国文学之正宗，则言改良之术不可不依此趋向而行。”他的方针就是，今天就实行“白话为各种文字”，“恐矫枉过正，反贻人之唾弃，急进反缓，不如姑缓其行”。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的边上附了几句很简炼的话，认为“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陈独秀不无感慨地说：“兹事匪易，本未可一蹴而几者，高明以为如何？”
    北京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刘半农在第3卷第3号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表示“绝端”“同意”“胡君所举八种改良、陈君所揭三大主义、及钱君所指旧学各种弊端”。
    值得注意的是，刘半农的这篇文章谈了散文、韵文的“改良”采用白话外，还具体谈到了文章写作中的“分段”、“句逗与符号”以及“圈点”三个方面。可以说，这已经是后来采用的新式标点符合的雏形。
    不久，钱玄同发表《论注音字母》（第4卷第1号）。文章从“1913年的春天，教育部开‘读音统一会’，会里公议注音字母三九个”谈起，排出一份注音字母表，这篇文章以连载分两次刊登。可以说，该文是从汉语如何注音，以及如何有别于中国古代的“拼音”和借鉴西方“拼音”来创造新式的“注音字母”。
    钱玄同的这篇文章，意味着古代汉语如何进入现代汉语，或者也可以说是表明白话文运动进入实质性的建树阶段。
    应该提及的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拼音字母还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沿海地区及内地，用方言字母来翻译、介绍传播《圣经》。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借鉴日本五十假名及欧洲拼音字母，试图创造中国汉语拼音字母。其中，有影响的并获成功的并不多。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政府教育部，曾于1913年召开“读音统一”会议，制定出39个注音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