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所描述的受害者显然大都属于当时的“革命对象”，而作者也在“受害”之例，所以这种记载有很大的主观性。但是1933年底，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思想泛滥的时候，这种记载也说明红军在当时的四川，确实有一些过火或不当的表现及措施，后来在大小军阀矛盾重重下的四川，红军竟也不得不长征就证实了这一点。正是由于看了这种所谓的“亲身经历”，胡适在《编辑后记》中称共产党的斗争为“共乱”，“贾问津先生把他亲身经历的四川共乱的经验和观察，用很明快的文字寄出来送给我们发表，我们很感激他的好意”[53]（p20）。显然，他是相信这种“亲身经历”的。
    古舞的《救救四川！》，把战争的“灾难”描述得更为严重：“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现在变成地狱了！共匪杀了八十万到一百万人，这些良民都死得很惨，但是死者已矣，尚有生者二百多万人，家产荡然，颗粒无存，春耕下种已迟，这两天草根树皮都吃完了，把肥白的可爱的小孩子偷来煮起吃。我们亲见此情景，真正伤心得狠！”[54]（p17）胡适在《编辑后记》里说：“‘古舞’先生从四川来信，谈四川的情形有‘变成地狱’的危险。我因为这种喊声是应该让全国人听见的，所以不曾得他的同意，就发表在此地。”[55]（p19）可见他不但相信这种描述，而且呼吁“全国人”去关注。
    “古舞”似乎是一个化名，但是根据《独立评论》刊登稿件的原则，“投稿者若不愿用真姓名，当然可以用笔名。但笔名之外，投稿者务必把真姓名和住址告知本社。凡只有笔名而无真姓名住址的文字，恕不登载”[56]（p17）。显然，胡适是知道其真姓名的。古舞的稿件本是“四川来信”，其本身就表明他和胡适是有一定来往的。这种关系可能使胡适更加相信他的描述。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后来《独立评论》又刊登了他的一封来信。其中说，“我这回亲眼看见共匪那样残杀……当然说共匪的罪不容诛。然而回过头来，看我官军，其罪又岂容赦！匪退之后，匪区的老百姓常常欲哭无泪向我们说：‘先生，我们怎么活得起来！匪在的时候，天天开会，天天征发，稍不服从，即便杀死。现在匪走了，一家人只剩下老弱，窑藏一点红苕两升米，官兵又拿刀来强夺起去，我们怎么活下去咧！’”[57]（p13）
    由于大小军阀竞相盘剥及自然灾害，四川在阶级关系变动中，可能比其他地方付出的代价要大，《国闻周报》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川北之地，素称苦寒。经匪蹂躏后，粮食早告不济；遭大军云集而食，所余无几；又兼此处人民，朝不保夕，得饱食且饱食之。于是川北千里之地，皆成饥荒现象，人民逃走一空。”[58]（p5）
    这些对“匪区”的介绍和描述，不可能不影响胡适等人对中共的态度。当时身居四川的任鸿隽就曾专门撰文谴责军阀“剿共”不力，其中一篇文章说，“赤匪占据六县，骚扰区域在十县以上，拥众至十万有余，这是川中军阀防剿不力，以致赤匪坐大的实在情形……这些军阀若要立功自赎，惟有尽力的去防御剿办，使赤匪不至于蔓延各处，以害百姓，害国家，为东西两方眈眈虎视的强邻，做先驱扫除的工作。”[59]（p1-4）他还非常情绪化地谴责中共“是全中国的仇敌”，完全支持国民党的“剿匪”，并且惟恐剿之不尽。当他了解到国民党在江西“剿匪成功”的时候，感到“前途非常光明”；而当听说四川“剿匪”失败的时候，他又对于“前途的希望，加上一层浓厚的云雾”[60]（p8-11）。
    胡适自然也受到影响。《独立评论》121号上，刊登了一篇《四川危机了！》的文章，其中谈到：“四川局势到了今日，真是临到生死关头……徐向前匪正倾其全力，企图突破宣汉开江，南下万县……官军已到最后挣扎关头，不胜即有倾覆之虞……共匪目前是那样猖獗，不先剿匪，则整个四川且将不保，又何能先计及其他呢！……目前救川，只在剿匪。剿匪告有段落之后，才能谈到其他善后和整理问题。”[61]（p7-8）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鲁学瀛先生从南京寄来《四川》一文，题目是我改的。”[62]（p21）把《四川》改成《四川危机了！》，这说明胡适旨在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惟恐四川落入中共手中。由主张把东北给共产党去试验[63]（p139），到担心四川为中共所占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也许正是出于对中共的这种“了解”，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当得知中共参与了“劫持领袖”的活动时，他再也保持不住“绅士风度”，破口大骂中共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说“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武断地说“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64]。
    这种责骂，大概在他编辑关于“四川匪区”的稿件以后，就已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只是没有爆发而已。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但是，这里仍隐含着一个问题，此前他看到的关于“匪区”的描述，无论怎样“惨不忍睹”，他都对中共没有怎么谴责，充其量不过说了一个“共乱”；即使有愤怒，但到底也没有爆发。而当听到中共只是“参与”了“西安事变”时，显然他也知道中共并不是主要责任者，却对中共暴跳如雷。这说明民族主义，乃是决定胡适对当时国内政争态度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他显然把是否有利于一致对外，看做评判是非的最高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中共的愤怒正是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爆发的。不久，当发现中共的确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时，他的态度便又立刻变为愿意与中共“公开和平的讨论问题”，并希望得到全国的“同情和赞许”，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二重性：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中共有着“同情和赞许”的一面（注：参见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即将刊于2002年度《历史研究》。）；同时站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上，对中共又有着“批评和指责”的一面。在逐渐形成两大政治势力对立的中国，随着各自力量的消长，前者可能使《独立评论》周围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向“左转”，走上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后者可能使他们向“右走”，追随国民党而去。当然，这只是就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特性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些个人而说的。事实上，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共两党的政治取向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后来的分化大都与当时的态度不一致。
    【收稿日期】200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