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子水说，“就令共产主义是中国现在的出路，现在中国所谓共产主义的行动，我亦不敢赞成。”“民国二十年来的内乱不已，至于民不聊生，一部分亦是因为当时主张革命的人要假手军队以求速效的缘故”[30]（p17-18）。毛子水的意思是武力革命不但难以成功，而且其革命的结果可能并不理想，甚至事与愿违。
    蒋廷黻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不起革命，“假如我们说，我们有个真实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求富强的革命党，他能济事么？在现今割据的环境之下，他能以全盘精力来改造社会么？他断然也是不能的……我们中国近二十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生命财产，人民为革命所受的痛苦，谁能统计呢？……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引用西方的格言说，“更好的往往是好的敌人。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12]（p2-5）。
    《独立评论》的社员翁文灏，同样反对一切武力斗争，并且在这一点上明确地表示站在国民党一边。他说：“我们必须严厉禁止武力扰乱。只要不作武力扰乱，无论何种意见皆可自由发表，一用武力扰乱，无论何项人物皆应明正典刑。”不过，他也认为，“政府机关必须有一个固定而不需用武力扰乱的方法，可以使当局者及时引退或应时上台”[31]（p3）。
    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几乎是所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主张。之所以如此，除自由主义的立场及前面说的原因外，似乎还有一个对个人安危的担心。据斯特朗回忆，1927年，当胡适在回国的船上谈起国内政局时，“他对中国工农群众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要求感到担忧。他相信湖南农民正在‘杀戮每一个有大学学位的人’的谣言”[32]（p9）。他对“谣言”的相信，表明他担忧的其中之一就是革命成功后的个人安危。
    傅斯年对这一点说得最形象，“共产党是出路吗？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环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明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含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则知如此运命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所以我们是不应以个人之前提论这事的。”[33]（p2-3）虽然傅斯年这样声明如果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自己甘愿“丧其性命”，并说“毫无可惜”，但是这恰恰表明“士人”潜意识里，对革命可能危及个人生死的担心。
    即使不担心个人的生死，他们也感到，在共产党所要建立的“阶级专政”社会里，找不到像他们这样主张“自由”的人的位置。早在1926年，胡适就曾说，“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这种制度之下没有我们独立思想的人的生活余地”[34]（p49）。民主政治是多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而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则是反民主政治的，“共产党以‘社会革命’为目标……社会革命阶级革命也，故主张阶级斗争与阶级独裁，而反对普通民主政治”[35]（p12）。他们“认定国家乃为全体国民而存在，国家主权应属于全体国民，不应为一个人，一党派，或一阶级所垄断”，因此，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阶级专政”[36]。
    他们认为，“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37]（p18）。有人甚至说，“一党专政，已经把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切断了。阶级专政，我认为同样地要把共产党的政治生命断送”[38]（p2-3）。
    在傅斯年看来，即使共产党能够取得“专政”，也无“建国”的能力，“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33]（p2-3）这里提示了近代社会存在的一种较少注意的现象，即精英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相互看不起，精英知识分子看不起革命家的“缺知识少训练”，革命家看不起精英知识分子的书呆子气（注：1945年，傅斯年在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时，曾自比陈胜、吴广，而把毛泽东、蒋介石比作刘邦、项羽。临别时，毛泽东录用唐人的诗赠一条幅，其中有：“刘项原来不读书”（参见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这当然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自谦”，但这句诗所蕴含的另一面是：读书有什么用？）。由此，形成了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的分离。这种分离很容易导致精英知识分子远离革命，而革命家在取得成功后，则不用精英知识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20年代，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反对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亲苏”、“俄化”和“赤化”（注：1925年，北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进行了一场针对“苏俄”的“反赤化”大辩论，当时所谓的“赤化”就是“俄化”，见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北新书局1927年版。）。而到30年代，几乎没有人再批评中共对苏联的仿效，反而批评中共与苏联的“不同”。徐旭生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将生产的组织集中起来。专从农业来讲，想巨量的生产，以增加农民的福利，必须使农业工业化……中国的共产党，为争夺民众起见，暂时行了分产的办法。现时出无限的代价，费巨大的牺牲，由不平均产，达到了分产。将来由分产想要走到集产，恐怕还需要再出无限的代价，费巨大的牺牲”[39]（p10）。在徐旭生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与苏俄的“集产”并不相同，因而不利于“农业工业化”。
    对此蒋廷黻说得更明白：“无论如何，赤区的经济制度与俄国的经济制度不同。在赤区内，土地革命的结果产生了无数的小地主，实行了耕者有其地。俄国所行的是集耕制度，不是分耕制度。……共产党在江西不但没有实行集耕，并且把所有提倡集耕者看作过激分子，捣乱分子，反革命。……关于商业，苏联绝对实行国营；赤区则维持贸易自由。我在莫斯科仔细把中国各赤区的情形研究一下，觉得中国共产革命，除标语及党的组织外，象俄国革命的很少。”[20]（p17-18）由反“俄化”到责备共产党并没有实行“俄国所行”的制度，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很值得研究。
    《独立评论》周围的一班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评大都着眼于学理的层面；而在反对中共的实际措施上，尽管在外患严重的情况下，可能有时对国民党的“剿共”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他们在根本上却不赞成使用武力，而主要强调“釜底抽薪”的方法。早在1927年，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就提出，解决中国赤化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赶快促进物质进步[40]。《独立评论》中的一篇文章指出，“唯一的抵制革命的有效办法，不是压迫，不是查禁，而是消灭革命发展的条件”[41]（p12）。
    对于这一点蒋廷黻鼓吹最力，他说：“唯一防止共产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设一个比共产主义还好的社会。”[42]（p8）现在防共，“唯一的方法在于自己社会经济的健全化”。在他看来，“解决农民问题，实行耕者有其地，那就等于打预防针。预防针打好了，共产主义的病菌就不能入了。农民所要的是土地，不是共产主义。农民得了土地以后会变为防共的冲锋队”。他感慨地说：“中国的共产军，站了少数的偏僻县，外无军器的接济，内无工业和其他特殊富源，竟能与中央军抵抗这多年。这不是值得我们研究吗？红军战斗力的发动机究竟在哪里呢？”他研究的结论是共产党能够解决土地问题，“红军作战的能力来自‘农民乐为所用’”[43]（p4-5）。对此胡适也是表认同的，并希望国民党能够采取同样的措施，他在该文的《编辑后记》中说：“六中全会快开了，我们希望衮衮诸公，对于打预防针这个问题，不要轻轻放过。”[44]（p19）可以看出，胡适等人对共产革命所持的，是一种防范于未然而避免其发生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