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致说来，《独立评论》中对于中共的批评与指责，多数都是基于备感严重的民族危机或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立场。然而，其中也并非没有偏见。周炳琳的《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一文，就明显地有失公允。他说：“民国十四年孙中山逝世后，共产党人大发展其利用国民党操纵国民党以握得革命实权之野心，国民党人中无复能镇摄之者，遂稍稍存畏惧心。共产党人乘虚抵隙，频收分化国民党内部之效……在国民党固似非忍不可，但共产党人则从此张皇，准备先发难矣。先以重苦人民为口实反对北伐。无效，则分遣党徒随军出发以求夺取民众，至欲威胁主帅以遂其劫持之野心。不成，则另组政府，劫党以制军。仍不成，则公开叛乱……自取暴动政策，采流寇行为以来，人民厌恶之心与日俱增。故此视听上之收获亦归乌有。既失凭借，复不能得人心，对抗局中有制胜之望否？恐无人敢作肯定回答……若夫不能攫夺政权到手则为流寇为匪，以扰乱秩序为能事，违反大多数人求安定之心理，则更属下乘矣。今日之中国，共产党惟恐天下不乱，国民党则以‘攘外必先安内’相号召，一逆人心，一顺人心，胜负之数似可逆睹。”[35]（p12）
    这种批评也许与周炳琳的双重身份有关：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国民党员。此前，王造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对中共的批评，“民国十二年国民党在广州改组的时候，正式允许了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里面，利用一班青年幼稚的心理，逐渐吸入本党。其不能吸收者，则利用甲派倒乙派，利用丙派到甲派，把国民党倒来倒去，倒得乱七八糟。国民党的组织，由上看来，在没有分家以前，完全操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一经退出，国民党自然感觉空虚……共产党自与国民党分家之后，失却活动的凭借，于是铤而走险，而与土匪结合，采行张献忠李自成的杀人放火的流寇政策。土匪本来的目的，是在掠夺财产；原来的手段，是打家劫舍，今有共产主义的名义，可以利用，自是相得益彰。”[45]（p18-26）
    然而，就是这样批评中共的两个人，后来都与中共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并在1949年选择留在了大陆，表明30年代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取向，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政治力量的政略得当与否，可能是决定他们取向变化的关键因素。
    《独立评论》中政论性文章的作者，一般都把中共看做国民党的“政敌”，但是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像周炳林那样有意无意的称中共为“匪”、“流寇”的，也并非少见。从前面的论述已可发现，丁文江、蒋廷黻在提及中共的时候，都曾用过“剿匪”之类的说法。傅斯年也曾说：“请看中国的共产党，何尝是俄国或德国有主义有经验的革命党？中国的共产党在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9]（p6）有人还把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同等看待：“明末时流寇盛行；今日则共产党猖獗，虽说剿匪胜利了，但这‘胜利’能支持几时？”[46]（p11）
    这种情况自然是有个人立场的因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很重要的原因。30年代的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维持着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国民党及一切地方势力对中共实行“白色恐怖”。这种恐怖的严重程度，可由顾颉刚的一次旅行经历看出一斑。1931年，顾颉刚在游邯郸某地时有这样一次遭遇：“我们前往参观，军官来取名片，我们一一把有头衔的名片很恭敬地送上去，那知他忽然扳起脸来，向我们中的一位瞪目一看，说道：‘赫！你是社会学系！站住！’我们知道他误解了，连忙辩道：‘社会学系不即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他才放过了他。因此想起此数年中，旅客有带《马氏文通》和《马寅初演讲集》而被军警认为马克思的信徒，就投在牢狱里的，我们的受些虚惊又算得了什么！”[47]（p8-9）可见，在社会控制层面上，当政者是把共产党作为“匪”严加防范的。
    就舆论环境来看，不说国民党直接控制的报刊，即使以“骂”国民党著称的《大公报》，其刊登的文章也大都称共产党为“匪”。比如，有的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完全推在共产党身上，“夫赣湘年来匪祸之重大，可谓极空前未有之牺牲，人民因种种关系而死者，直不可以数计，而生者之困苦，亦复无可形容……抑人所痛恶者，赤匪也”[48]。有的对国民党“剿匪”惟恐不力，“吾人切望当局治匪，亟需远瞩高瞻，勿仅专重赣闽，而当统筹川黔……今赣闽诸酋凶悍如贺龙者未必无人，若不根本解决，恐穷尽天下之力，终不胜其追奔驰逐之苦”[49]。有的则希望国民党把中共彻底“铲除”，当红军长征至川黔时，有文章提醒国民党：“朱毛残两部赴贵阳，往复窜扰于黔省东南西北四面，主力摧灭，自必不少，惟残余匪众，向西南奔窜者，似犹不少，窜贵窜湘，尚难判断，若不乘势全部铲除，恐死灰或可复燃。”[50]“西北残匪，仍在猖獗，在边陲荒凉之区，非从根本着手，不易收肃清之效。”[51]（p11）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胡适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与中共失去了直接联系，无法了解中共活动的真实情况。蒋廷黻曾说，“在中国，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究竟怎样改造乡村经济及社会”[20]（p15）。因此，他们对中共已相当隔膜。也许正因为既不了解而又想了解，《独立评论》刊登了数篇报道所谓“匪区”的稿件。
    其中一篇是贾问津的《绥宣失陷及其收复》，描述战争的灾难及共产党的“杀人放火”。“绥定和宣汉，是去年十月二十日为徐向前率领的那一股共匪占据了的……因为事情发生太仓促，人民逃难的也就惨不可言了……那上船时拥挤不堪的情形，就够惨的：岸上散布着兵提着枪，嚷着不许船靠岸划人民渡河，而船夫图利，也不管这一套；船将靠近河岸时，已有人不顾性命跳上船去的！有母亲争着上了船来不及带上自己的儿子，而小儿子在岸上不休的哭着叫妈妈的！有的人想上船而船已载满了人，一只脚在船上，一只脚在水里！……逃难的途中，充塞着各式各样的人，但都是愁云笼罩了他们的面孔，死的恐怖充斥了他们的脑海……这占据才两个月的光景，单就绥城附近来讲，各乡场不提，遭共匪残杀者达一千人以上……我的几位亲戚的家属被杀……事前，大家受着川陕边防军十年来的压迫与剥削，实在是达到苛政猛于虎的境地，不能生了，都希望共匪的光临，以为共匪可以解除他们的痛苦似的；然而现在都更失望，更觉得财产无保障，生命更比在军阀统治之下像儿戏得多。”[52]（p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