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谭嗣同对王夫之思想继承的不同之处，突出地表现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在郭嵩焘时代，社会的基本矛盾还主要表现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太平军和捻军起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整个地主阶级。所以郭嵩焘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拼死力镇压太平军，既是为了捍卫清王朝，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可是随着大规模农民起义被镇压及西方列强侵略的逐步深入，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勾结，把中国社会不断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泥坑。这时，一些志士仁人便积极利用王夫之的民族主义为旗号，以反对满族统治为名，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之实。在中国近代，可以说是谭嗣同最先举起了这面民族主义的旗帜。他在《上欧阳中鹄书》中指出，中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和议条款表明，清王朝“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他认为导致此举之原因，在于清代统治者“满、汉之见，至今未化，故视为傥来之物，图自全而已。他非所恤，岂二百五十年之竭力供上，遂无一点好处耶？宜乎台湾之民，闻见弃之信，腐心切齿，以为恩断义绝，开辟以来，无忍心如此者。”（第153页）谭嗣同此论， 反映了当时相当多的汉族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所以从此以后，王夫之的《黄书》等著作不胫而走，民族主义思想风靡一时，而同盟会则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写进自己的纲领，并终将清朝皇帝和中国数千年帝制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结果，大概是曾国藩、郭嵩焘等人推崇王夫之时始料所不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