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要阐明这一点，就必要对黄遵宪与何如璋的关系略作一些探讨。
    现在不少论著中，把何如璋描写成是反反复复，没有定见之徒。比如吴天任氏《黄公度先生传稿》曰：
    此后中日交涉渐繁，使馆事亦寝剧，如璋悉以委先生（指黄遵宪），盖如璋多谋善变而寡断。先生曾谓其于五分钟内，已三变其旨，先生则每事必观其深而有定见，故事无大小，多待决焉。（12）又比如，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曰：“先生在日本参赞任，使馆中事，多决于先生。”其所据为黄遵宪的族弟黄遵庚（由甫）所云，其大意与上引吴天任语略同。（13）
    这里所说的情况，和事实是有出入的。
    第一，从何如璋和黄遵宪的个人关系而言，何比黄大十一岁：是黄的文执辈。（14）黄遵宪得以在日本任职，乃出于何如璋的荐举。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序》中说得很明白：
    丙子之秋，翰林侍讲何公实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奏以遵宪充参赞官。而到了日本，诸事多由何如璋主持，交黄遵宪操办，比如到东京借租使馆居所（15），又比如前面提到的使馆内具体分工的记载，俱可以为证。
    实际上，何如璋出使日本，乃是由于李鸿章的提拔。据温廷敬《何如璋传》，他于1869年中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升侍讲。究心时务，尝见李鸿章与之交谈，李鸿章十分尝识，曰：“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16）因而提拔为驻日公使。这样一位锐意于洋务，正当壮年欲有一番作为的官员，难道会把驻日使馆中的一切，俱交付仅为自己子侄辈，年方三十余岁的黄遵宪决定吗？而且，即便如此，使馆中还有副使张斯桂等多人，又如何会同意？（17）所谓何如璋把使馆中事俱交付黄遵宪决定的说法，于情理，于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俱是说不通的。
    第二，黄遵宪对于何如璋，从现公开发表的诗文来看，是相当尊重的。黄遵宪自香港回国，又恰逢何如璋遇赦自新疆回福建，他未见到，有诗曰：“公正南归吾北上，欲论近事恨无缘”（18），表现出相当的知音之感。
    又比如，笔者最近见到的韩国外交史料中，有《金弘集与清国驻日外交官笔谈记录》所记为1880年夏之事，当时，多由何如璋与金弘集主谈。黄遵宪也时有参加。其间，他对何如璋的尊重屡屡可见。如，七月十六日在清公署的谈话中，他说：“钦使何公，于商务，能悉其利弊，于日本事，能知其真伪。有所疑难，望一切舆商。”八月二日，黄遵宪一人赴朝鲜使节处，和金弘集谈，有曰：“何公使每见日人，常劝其事（按：指日本与朝鲜之间的税务协议），事务持大体。”（19）
    无论在赴日前，在日本使馆任中，甚至在何如璋因马尾战败而受贬斥以后；也无论是在何如璋面前还是背后，以所见的公开、或尚未公开的资料而言，黄遵宪俱无贬斥何如璋之语。也无在日使馆事皆由自己决定的说法。那么，前面所引述的有关何如璋的种种说法，到底是黄遵宪背着人另有一套说教，还是后来人按自己的理解加以叙述的结果，不也就很值得再考虑了吗？
    第三，我们从目前所见的点滴资料中，可以看到何如璋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是相当强硬并有决断的，比如，上引《笔谈记录》七月十八日，何如璋和副使张斯桂拜访金弘集。当金弘集说到，与日本进行通商谈判时，有人提出，“进口货，亦于洋货重税，而日本零碎产物，特免其税为佳云”时，何如璋立即说：此说弊端极大，切不可行！并且立即为金弘集设想了下一步应付的办法。此外，八月三日，金弘集到清公署告别，何如璋又特别提出了以后双方如何注意保守秘密的联系方法。通观那份《笔谈记录》何如璋的形象是非常通晓全盘状况，颇为干练，而对于日本，则抑于相当的警惕感。
    关于何如璋的对日态度，在日本的有关研究著作中也有记述，如佐藤三郎在《近代日本交涉史研究》一书中，有一篇专门谈到围绕琉球问题两国的外交活动：
    东京的琉球藩使，于何如璋赴任途中，在神户迎接他：出示了藩王的密旨，进行倾诉。在何如璋到达东京住所后，也时时和公使馆联系。以至于何如璋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此事终于成为日清间的外交问题而表面化了。而且，由于何如璋对当时日本国力评价甚劣，认为日本绝对没有可能因为此事而开战，所以用强硬的措辞反复抗议，因此从明治十到十一年（1879-1880）两国间的外交为此问题，呈现出非常紧张的状况。（20）
    由此可见，何如璋对日态度之强硬，而这和清政府的指令以及黄遵宪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第四，从著述的情况而言，何如璋也决不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客。他所撰《使东杂咏》，乃是使黄遵宪写《日本杂事诗》的契机之一（21）。更有意思的是，黄遵宪曾对金弘集说：“《日本志》，仆与公（按，指何如璋）同为之，卷帙浩博，可为三十卷，姑未清草”（22）。由此观之，连黄遵宪自己的著作都是和何如璋一起撰述的，作为当时日本使馆最大公务的有关琉球的电文，怎么可能完全由黄遵宪一个人去承担呢？
    要之，前引有关何如璋及何与黄遵宪关系的种种说法是存在不实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