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为什么何如璋和黄遵宪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会有差异？这当然有主观阅历和客观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和李鸿章的关系，恐也是其中之一。
    李鸿章自1870年成为清朝的北洋通商大臣以后，在对外政策方面，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23）。何如璋、黄遵宪的出使日本，实出于他的决定。何如璋在行前，特意到天津“谒李伯相，语使事颇详”（24），便是一证。
    那么，当时李鸿章的整个外交格局中，对日本采取什么态度呢？据现有材料来看，似并未认识到日本的威胁，而主张与之和平相处。对于日本开始兼吞琉球的举动，清政府只是命令何如璋“到任后加以适宜处置。”（25）而当时李鸿章和社会上的诸多改良人士，主要感到的是来自北方的俄国的威胁。（26）
    何如璋到任后，根据接触到的情况，却对日本兼吞琉球的行动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从他的立场来说，自然是适宜的。因为“适宜”本身就是一个并不确定的程度概念，但从一般的外交术语角度而言，它当包括有限度的，有克制的意味。也就是说，何的态度与清政府的指令存在着某些差别。这也就是何和总理外交衙门在琉球问题上反复争论的原由。以李鸿章为主的清总理外交衙门，从他们重视北方俄国威胁的立场出发，不采取可能导致与日本开战的《琉球三策》中的“上策”也是很自然的了。而何如璋也为此失去了在日本的职务。（27）
    那么，黄遵宪当时对日本的看法如何呢，笔者在《论黄遵宪的日本观》及本文第一部分，已作过一些探讨。大略言之，黄遵宪基本上不认为当时的日本是中国的最大威胁，而对日本有“同文同种”的某种好感。这一点和李鸿章等的认识无大不同，而和上述《琉球三策》等文件中反映出来的对日强硬态度，则存在着某些矛盾。参照上述有关何如璋的资料，谁的看法与《琉球三策》等电文中反映了来得思想更相近，不也就明显了吗？换言之，即使《琉球三策》等电文俱出于黄遵宪的手笔，何如璋在事先也和黄遵宪进行过洽商。但《琉球三策》中反映的对日强硬态度，绝不能说只属黄遵宪一人，则亦是昭然若揭的。
    不少论者之所以把当时《琉球三策》等电文中的对日强硬态度归之于黄遵宪，乃是为了把黄遵宪说成是当时李鸿章“卖国”外交路线的对立面（28）。对李鸿章的整个外交路线的评价，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然而，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作为外交官的黄遵宪和提拔过他的李鸿章之间，并没有什么如现在不少论者所说的那种严重对立和斗争；相反，在对日本力量的估计，对日本的基本态度，对中、俄、日、朝四国在东北亚政治格局的设想，以及对朝鲜自立图强的方针政策等方面，勿宁说是极其一致的。上文引述过的黄遵宪《朝鲜策略》，黄遵宪在交给金弘集的同时，又通过何如璋呈给了李鸿章，得到李鸿章很高的评价，李鸿章在给朝鲜致仕太师李裕元的信函中这样说：
    我中国驻倭参赞黄遵宪所拟贵国《策略》一本，想已早达台览。此策
    揆时度势，实为贵国固国之图，亦即异日富强之本。（29）
    如果说黄遵宪当时和李鸿章在外交方针上处于对立状态，李鸿章会在外交信函中对他作如此高的评价吗？
    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败北，李鸿章受到社会舆论越来越强烈的批判，黄遵宪的思想也有了发展，二人对不少问题的看法产生分岐，这是事实。而即使到了那个阶段，黄遵宪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仍然不错。比如，那位在中西交流史上颇有地位的王韬，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流亡外国多年，据说，晚年得归故里，出于黄遵宪向李鸿章的缓颊说情，由此可见黄、李二人关系之密切。
    1895年，李鸿章出使俄国，黄遵宪前去谒见，1900年，李为两广总督，屡聘黄遵宪出山（30）。而李鸿章死后，黄遵宪又作诗之，诗中有曰：
    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31）
    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32）
    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33）尽管黄对李的联俄制日，以夷制夷的方针并不满意，但对李本人非常推重，并且十分感激他的知遇之恩。须知李鸿章在甲午之后，非议颇多。黄遵宪的这种态度，就更显可贵。
    由此观之，说对李鸿章的卖国外交路线，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云云，不就令人感觉到是后人打在黄遵宪头上的光圈了吗？！
    黄遵宪在中国近代史、在中日关系史上有其不可否认的地位和业绩，自当千古流芳。但是，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日本观也并非天生而就，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逐步形成的。我们无须将他们后来的著述和思想，说成他“早已有之”，也无须为了给他打上光圈，而把同时代的人抹黑；更无须受时论的左右，把他故意放到某些人的对立面上，以显示他的高明。
    历史就是历史，不应因人废言，也不应因人、因舆论而动摇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