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西学的传入和传播过程中，1872年创刊于北京的《中西闻见录》是一份值得重视的刊物。这不仅因为它是《格致汇编》的前身，研究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统属与联系；而且还因为从它的创办和存在期间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在传播西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窥探中国人对西学的兴趣所在；甚至还可以从它的创办人和撰稿者的活动中寻绎出它与京师同文馆和洋务官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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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年8月（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美国长老会丁韪良（William Martin）、英国伦敦会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成立了所谓“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以介绍“近代科学和自由思想”相标榜。他们看到香港、广州、上海、宁波等地都有报刊发行，唯独北京没有，于是决定于北京创办一种期刊。同月，《中西闻见录》（以下简称《闻见录》）便应运而生。
    《闻见录》月出一号，每号发行一千份，大部分免费散发，主要限于北京，偶尔也行及外省。该刊由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61年创建于北京的京都施医院主持①。编辑除丁韪良、艾约瑟外，还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德贞（John Dudgeon）。艾、包二人次年相继离京，主要工作由丁韪良负责。1875年8月（清光绪元年七月）停刊，1874年8月因“本局主人……避暑外出”而少出一号②，总计36号。1876年2月，《格致汇编》（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于上海创刊，成为《闻见录》续刊③。
    1877年夏，《闻见录》编辑丁韪良将该刊“删其轻浮，撮其体要”，汇为《中西闻见录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一集于同年冬至印刷发行④，由郭嵩焘作序⑤。其实《选编》并未“删”“撮”，只是丁韪良将自己在《闻见录》上发表的96篇文章、332则“各国近事”和31篇未署名文章、48则未署名的“各国近事”总汇成册，故《选编》基本上是丁韪良个人的《闻见录》汇集。据称，维新运动期间，丁韪良又辑成《闻见录新编》，交广学会印刷发行⑥。但此编笔者至今未能见到，无法了解其所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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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见录》为十六开本，每号28至32页不等，除“各国近事”外无其它固定栏目。每号以四、五篇较长篇幅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的方章为重点，此外，另有杂记、寓言、诗歌、时政短评等文章及“各国近事”的新闻报道，其中新闻每号均有十则左右。据笔者统计，《闻见录》中外署名的撰稿人有54人，36号共刊载了361篇文章，其中有关科技的文章达166篇、杂记82篇、寓言24篇，其它89篇。按篇数计分别占总篇数的45.9%、22.7%、6.7%、24.7%。从中可以看出有关科技的文章几乎占了一半。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见闻录》的情况，笔者还将《选编》的内容也进行了分类。统计表明，《见闻录》全部429则新闻，《选编》录有370则，其中科技为143则，占总数的38.7%，政治120则，经济41则，其它66则。由此可见，即使在新闻报导中《闻见录》也是以科技为主，这与一般的新闻报纸是很相殊的。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选编》中所录62篇“杂记”中竟有22篇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百分率为35.5%。
    而且，有关科技的文章往往具有篇幅长，内容丰富的特点。如李善兰有关数论的传世名著《考数根法》竟分三期载完，丁韪良一篇《泰西制铁之法》（一）竟长达三千余字。相对而言，其他类则往往仅几十到百言左右。所以从总体内容上看，《闻见录》这份刊物基本内容是传播科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技。这与它的续刊《格致汇编》的基本精神是相一致的，也比较切合“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宗旨⑦。
    从《闻见录》的撰稿人看，外国作者15人，写有177篇文章和几乎全部“各国近事”。这些作者主要是外国传教士，也有外交官、来华传教医师和商务人员等。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是《闻见录》最主要的编辑和撰稿人员，他的文章主要是讲述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矿物学和有关制造玻璃、炼钢炼铁及其它技术的基本常识性知识。艾约瑟作为编辑之一，虽很快离京，也写有不少文章，主要是有关物理学和一些实用技术知识，并写有科技人物传记。德贞1872年任同文馆医学教习，他以介绍西方近代医学、动植物学和一些机械制造技术为主。此外同文馆英文教习包尔腾、俄文“退休”教习柏龄，后为医学教习的英国医师卜世礼、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惠志道、法国外交官师克勤和九江海关税务司葛显理等也写有文章。
    与外国作者相比，中国作者就多了，留下姓名可查的有39人，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这足见当时中国并非死水一潭，西学特别是近代期刊这种形式在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虽整个中国仍“风气未开”，但还是有一些有志之士渴望学习西方近代科技以济实用，他们构成了西学在华传播的社会基础。
    中国作者的文章从质量和数量上看都远远不及外国作者。这些作者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李善兰。他于《闻见录》上发表的《考数根法》，是中国历史上研究数论的名著，证明了著名的费玛定理，并指出其逆定理不真⑧。12名同文馆学生中比较有名的有贵荣、席淦、联芳等，他们在馆内被派充为副教习，独立或协助教习翻译了许多科技著作⑨。他们在《闻见录》上发表的文章，或是考试试卷，或是作业，或是独立见解的天文算学论文，或是翻译的文章新闻。所有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上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最早的有关近代西方科技的自主论文之一。这不仅大大激发了同文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通过《闻见录》京师同文馆也扩大了影响。
    在中国作者中有明显的假名化名或雅号。从名字上看至少有八九人之多。其中有六位“居士”，一位“蹑云客”，一位“似村氏”。这种情况的存在，很可能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以言西学为耻的社会现实，一些比较先进之士只得使用假化名，另一方面，中国人向来在名字上大作文章，字号一大串，因此极有可能只是附庸风雅，以向西人所办报刊投稿为沉闷而单调的日子平添一点小乐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