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⑤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国闻见录选编》P496，台湾文海出版社。分别见P7《丁韪良自序》，P1-5《郭嵩焘序》。郭之序为一篇很好的“西学中源”论文章。
    ⑥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P1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熊月之先生认为，《闻见录》与《格致汇编》在杂志名称、发行地点、编辑人员与内容上都不相同，特别是《闻见录》是“一份新闻、科普、文学兼备的综合性杂志”，而《格致汇编》是“一份专门性的科学杂志”，因此《格致汇编》不是《闻见录》的续刊。据笔者分析，《闻见录》以传播科技为主要内容，而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从“以科技为主”到“专门性科学杂志”，正是《闻见录》发展到《格致汇编》的过程。而且从《闻见录》的停刊告示和1875年11月傅兰雅的《格致汇编》创刊告示来看，两份杂志的相续是不言而喻的。熊文《〈格致汇编〉与西学传播》见“上海研究论丛”第一辑。
    ⑧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P329，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⑨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P87-88《同文馆翻译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⑩丁韪良发表在17、18号上的《权量新法》、《权量表〈续权量新法〉》中提出统一度量衡于国际标准的建议。这是度量衡的国际标准较为系统的早期输入之一。参阅吴承洛著《中国度量衡史》（中国文化史丛书），上海书店，1984年5月影印。
    （11）上面提到的两个转折点分别是意大利生物学家伽伐尼和物理学家伏打发明化学电池（此为电化学的起点），1819年丹麦青年物理家奥斯特发现电磁感应。
    （12）把这两篇文章与郑观应的《论电报》两相对比，就会发现这两文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而郑文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文学卖弄”。参阅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上）P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视差法测地日距离，就是以地球半径为基线，测得半径两端点对太阳的张角，由三角形原理求得地日距离。由于直接测定误差太大，一般采用已知运动规律的小行星视差间接推算太阳视差，在这里用的是金星视差。
    （14）同（6）P232。西方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的研究表明，近代科学的产生之初确实是宗教的盟友，以反对所谓亚里斯多德式的“理性”。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等。
    （15）联想到洋务企业管理的混乱状况，可见这些话未引起足够重视。几年之后，徐建寅远赴欧洲才认识到这一点。见《走向世界》丛书《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P728，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Boggs，James.“Uprooting Racism and Racizts in the United States”，见“Advanced English for Graduate Students”（BooK）P132-136.Graduate School FudanUniversity，1992.“土著”一词，如今用来，仿佛也有“种族主义”的意味。
    （17）虽说这一“手法”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传统“以夷制夷”思想，但外部的刺激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18）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P912-914《西班牙署理驻华公使为〈中西闻见录〉一书揭露古巴苛虐华工实情向总署抗议照会》，中华书局，1985年2月。
    （19）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致李鸿章书》。
    （2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P275。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9月。
    （21）如贵荣与席淦光绪十二年成为篡修官，席淦还兼任除李善兰而外的唯一算学教习；杨兆鋆先后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比利时大臣；朱格仁授候补直隶道等。
    （22）当然也有可能是丁韪良的个人原因，诸如本无“市场”，但他又无甚著作可资出版。可是丁氏的著作《格物入门》、《万国公法》等得到了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