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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说过，《闻见录》新闻报导也以宣扬西方科技为主。对西方电报电话的新发明及线路的铺设、铁路和修筑、运河的开通、探险家对北冰洋的探测、“冒险家”进行的热气球高空探测等进行了及时的报导，并有分析和评述。第7号德国近事中的《葛鲁布铁厂》一文中有“工人万余，出入动作，次第刻时，毫无紊乱，俨如师旅，按队进退”这样的文字，传入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科学（15）。第31号《法国民数考核》指出法国人口增长不快的原因是“晚婚晚育”，很有点社会学的味道。
    《见闻录》中有关的政治经济新闻报导则以西方国家和日本为中心，不自觉地流露出“种族主义”意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当时清政府的忌讳和规矩、信息传播不畅等有关。但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特别注目，客观上对国人的警醒和仿效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该指出，《闻见录》新闻报导中对非洲、美洲和澳洲各国土著居民蔑视得无以复加，这恰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子（16）。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闻见录》在这点上基本能站住脚。中日台湾问题于第7、22、23、27、28号分别予以报导，内容基本属实。如22号揭露日本“为属国抒忿”、“不免有踞台之意”。23号报导日本侵略军已抵台湾。同号台湾近事还对西乡从道给闽浙总督李鹤年的照会进行评述，“窃思日本致书之谬有二，其一，台湾全岛，实隶中国版图，岂可以生番为自主之国，或竟视番地如无主之地，其二，敌人在逃，致烦友邦代捕，尤无斯理……”，以支持李鹤年的答书。但《闻见录》作为西方人在华创办的一份刊物，又曲折地反映着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意向和需求，如27、28号在连续报导了“台案”的了结及对中日双方的影响后，即大肆吹捧英使威妥玛的“功劳”，更大造“国际调和论”，称：“由是观之，两国失和，适启万国之殷忧，两国存和，实深万国的共庆也。”这种论调不能不说对中国的外交产生影响。以后中法、中日战争李鸿章期待国际调停与之仿佛有襟亲关系（17）。
    《闻见录》对华工出洋及华工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秘鲁等国的悲惨遭遇也进行了大量而真实的报导。陈翰笙先生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就以《中西闻见录选编（丁韪良）》为题收录了19则新闻。第26号报导了清政府派遣陈兰彬一行前往古巴查“猪仔”一案，并附有陈随行容增祥的诗，“盖纪猪仔之苦况而作，有云：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得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就是这则报导，引起了西班牙政府强烈不满，于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向总理衙门照会以示抗议，要总理衙门查清容增祥身世，予以惩罚，“首枷号壹月”，并让丁韪良在《闻见录》上刊文以谢罪（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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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在《闻见录》创刊和存在期间，清政府虽正在进行“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尝试，但整个社会还是“一闻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19）。“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西）学为耻”（20）。思想界也还是被传统儒学牢牢地统治着。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闻见录》的存在，应该说给当时沉闷的思想学术界吹来一丝清风，对洋务运动起着推波动澜的作用。最好的证明是，其一，《闻见录》在其存在的三年时间里，几乎成了京师同文馆的“学报”，同文馆师生共发表文章199篇，占总数的55.1%；其二，作为同文馆总教习和《闻见录》主编的丁韪良与洋务官员李鸿章、奕、徐继畲，董恂、崇厚、陈兰彬等交往很深；作为学生的贵荣、席淦、杨兆鋆、朱格仁、联芳等毕业后或任教习或任外交官或任洋务官员（21）；其三，《闻见录》对操办洋务提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并积极关注洋务活动，如江南制造局新动向、轮船招商局的成立、电报线的铺设、李鸿章开平采煤等都一一予以报导；艾约瑟还于第10、11号以《铁路有益说》鼓吹修筑铁路。可以说同文馆和洋务运动依《闻见录》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而且《闻见录》也因同文馆和洋务官员放射出自己的能量。
    《闻见录》在早期启蒙思想家和一般士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该刊停刊两年不到，丁韪良就编辑《选编》发行。维新运动期间，又以《闻见录新编》发行，相当于“第三版”。一种期刊有如此结果，足见其成效（22）。当时的《万国公报》就大量转载《闻见录》的文章，每号都有六至十篇，而从两者的发行时间看，往往是《闻见录》发行几个月后，《万国公报》才予以转载；作为一种周刊转载一种月刊的文章或新闻，量又这么大，可见《闻见录》之份量和价值。这样，北京的《闻见录》又通过上海的《万国公报》在大江南北的士子中造成了影响。当然，这仅是报刊转载的一个例子，但它表明《闻见录》并不象梁启超所言“三十年前京师创有《中西闻见录》，略述泰西政艺各事，阅者寥寥”。
    综上所述，《闻见录》对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近代科学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洋务运动和开一代社会风气也有促进作用。但考虑到当时社会现象和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不能过高估价《闻见录》的能量，它不过是一份仅“生活”了三年多一点的期刊而已。
    注释：
    ①京都施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前身。当时一些教会所办医院常称为“施医院”。
    ②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国闻见录选编》P496，台湾文海出版社。
    ③关于《闻见录》的停刊，《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录》认为停刊未详（第一卷P4）。戈公振先生《中国报学史》、方汉奇先生《中国近代报刊史》都认为到1890年才停刊，与《格致汇编》相连并统名于《闻见录》。这与实际情况不太符合。《格致汇编》与《闻见录》虽有统属与先后相继关系，但创办人，出版地点、编辑都不一样，因此不能当作同种刊物。更何况《格致汇编》1890年改月刊为季刊，并未停刊，《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录》收录篇目一直到18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