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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见录》零星地给中国传来了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地震地质学、矿物学、解剖学、法医学，防疫学、药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农学等西方近代基础科学的基本常识，也零碎地带来了高空探测、铁路修筑、钢铁冶炼、玻璃制造、火车、汽车、轮船、起重机、新式枪炮、最新天文望远镜及其它机械制造、最新电报电话发明等多方面的常识性基础技术知识，而且还有关于度量衡的“国际标准化”⑩、经济管理方面发行新货币和债券、成立保险公司等知识的介绍。
    为传播这些知识，《闻见录》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办法。有“读者来信回答”，这在《格致汇编》中发展为一个专栏。有“难题征答”，如第5号刊出《天文馆难题》，二月之后就有钱塘人江槐庭的《天文馆难题图说》应答；第10号又刊出“难题”，15号有同文馆学生蔡锡勇应答；这种形式还包括读者难题征答，如第12号天津人殷仲深的《算学难题疑问》等。当然应用得最充分也最为得当的是科技革新与实际应用相联系、科技史与科技知识相融合、科技传播与新闻报导相配套等方式，历史、现实和科技知识三者有机地融熔在文章中，而且许多文章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还附有示意图和插图。
    《泰西制铁之法》一文，指出了铁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用途，介绍了铁矿的类别，再介绍西方最新的炼铁轧钢技术，并附有其具体流程示意图。一篇几千字的文章，竟包括如此庞杂的内容，当然比较浅显，是一般常识性知识的介绍，但其诸如磁铁矿、赤铁矿、菱铁矿的化学分子式的传入等，毕竟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铁矿知识和钢铁冶炼技术。
    当时，电报作为一项重要的洋务内容而被绍介到中国。《闻见录》不遗余力地报导了西方电报的发展状况和各国铺设电报线的新举措，也不断报导中国欲铺设电报线的消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电报，第34号以《电报略论》、第36号以《齐发电报图说》进行了专文介绍。前文除介绍电报用途外，讲述了电的发现及其发展使用历史，特别提到电磁学上几个重大的转折点，诸如“意大利人嗄喇法尼、佛尔塔之强水电池”，“丹人倭斯得创电磁一统”（11）。还讲述了电报的发明史，“经法国阿拉格、安贝尔（安培）二人绑扎电磁线圈”到1844年美国画家莫尔斯发明电报及莫尔斯后电报业的突飞猛进，后文介绍了一种新的发电报方法。两篇文章对电报的物理机理未作理论阐述，仅仅留于表层。《闻见录》第33号报导了福州铺设电报线的新闻，称“讵造未百里，民间聚众滋闹，折毁电线……盖自电信创于泰西四十年来，遐尔传遍甚至日本之南北各岛，尚皆通行，而中国曷独后哉”，婉转地批评了中国当时不懂西方科技、拒铺电报线的无知状态。撇开作者的主观意图，这个批评是触及西学不兴的本质的。一个国家，最浅显实用的东西都不屑一学而弃之若敝，哪敢用抽象的物理学原理登场？（12）
    对发生于1874年12月9日的金星过日天文现象，《闻见录》提前报导了西方诸国天文学家兴师动众赴中国、印度、日本、非洲等地准备观察的行动；早在前一年第15号就以《金星过日》为题，专文对金星过日原理、西方天文学家测定地日距离的历史〔从哥白尼的600地径（地球直径），到现在的11000-12000地径〕，测定地日距离的方法和原理等进行介绍。这里介绍的是据地面三角测法发展而来的，现通称“视差法”，是当时技术条件下最先进的方法（13）。文中还附有大量示意图。1874年9月的第25号又发表《金星过日》（续），给读者介绍美国学者计算的“金星过日”的准确时辰。金星过日后，新闻中又大量报导了各国天文学家的观察及测定结果评述。与此同时，王韬在香港的《循环日报》也对“金星过日”连篇累版地分析报导，上海的《万国公报》对两家报刊相关文章都进行了转载，可见“金星过日”在当时中国的确有一定的影响。
    以上这些新闻报导与历史、科技知识与实际应用、文字与示意图相结合的形式，大大加深了读者的感性认识，增强了读者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从而提高了读者的兴趣。应该说，这种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科技传播方式是符合当时中国对西学睡眼方开的社会现实的。
    《闻见录》也介绍了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如《恒星动论》和《论分光镜》中对恒星演化和光谱分析的介绍。《恒星动论》中“凡星之离地疾行者，光皆红，向地疾行者，光皆蓝绿”的叙述就是1842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提出的“多普勒效应”，认为蓝色恒星正向我们运动而来，而红色恒星正远离我们运动而去。这是恒星演化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抽象理论。《论分光镜》中讲到“八十年前……英人倭拉斯顿，察知太阳光带各色内有黑线错处，不知所以。六十年前，德国富劳温赫……察恒星之光带有黑线与日相似，仍不知其所以。厥后，又有德人吉尔赫，推阐其理”，燃烧“铁与精”等物，透过棱镜“即成光带，并见有明线错外”，与太阳光谱对照，“则前带之明线，有后带之黑线，位置相对者……遂以为太阳体中或有此诸质”。这段话讲述的就是天文学中的“天体分光术”的诞生历程。
    《闻见录》还刊载了一些西方科技人物传记。如德贞的《哈斐论》就是“血液循环”创始人哈维的传记；艾约瑟的《亚里斯多德里传》是亚里士多德传记。所有这些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大多是西方传教士的功劳。虽然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宣称“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但他们在《闻见录》中仿佛忘记了其本职工作。笔者按期统计了《闻见录》的内容，从科技份量变化趋势来看出没发现以科学作为宣传宗教敲门砖的嫌疑，仿佛科学与传教已分家（14）。当然，这些传教士不过是“一介书生”，而不是职业科学家与工程师；其来华目的是传教，而不是专门传播西方科技。但作为一份总计只有三四十万字的期刊，能介绍这么多类别的科技知识就很难能可贵了。如此一来，《闻见录》倒成了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的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