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是维多利亚时代风云莫测的十年”①。在这10年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以往壮大了。大不列颠在业工人总数，从1861年的1053万人增至1881年的1273万人②。马克思在1871年指出：“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③在巴黎公社革命和1873年、1878～187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它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性斗争，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日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工联主义的影响仍然是很广泛的深刻的，致使刚刚觉醒的工人运动，还没有能够摆脱单纯经济斗争的束缚，仍然把罢工当作最终目标，被禁锢在工联的狭隘圈子里。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英国工人运动留给后世的经验和教训却是很深刻的、宝贵的、值得世人记取。
    一
    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的推动下，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起来。从1870年9月5日起，在伦敦、北明翰、新堡以及其他城市，广大的工人和群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1870年9月4日革命所产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并且要求在外交上给予支持，反对肢解法国。工联在这当中起了积极的良好的作用。马克思在1870年9月9日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指出：“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聚，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要求的。”④这表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和国际主义精神。
    在巴黎公社革命时期，伦敦的工人群众于1871年3月底和4月初，举行了集会和游行示威，支持巴黎公社。4月16日，在海德公园集会的工人群众，高呼：“世界社会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大会还通过了致公社战士的贺信，祝贺法国的工人兄弟们“为自由、为保卫自己公社的权利而进行着伟大的斗争”，向法国工人“伸出友谊和兄弟团结之手”，并对英国工人所“受到的政治教育还不足以”去效法公社的崇高榜样“感到遗憾”⑤。
    到了1871年5、6月间，英国工人声援巴黎公社的势头有所减弱。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府的阴谋破坏和工联主义的阻挠反对而造成的。在工联的章程里，有一条是禁止工联干预政治的。工联的头目们死抱住这条不放，结果他们不仅脱离广大群众掀起的政治斗争，而且还使他们自己堕落为资产阶级政治的奴仆，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在1871年5月间，工联的领导者、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奥哲尔、鲁克拉夫特、阿普耳加思等人，曾经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赞成总委员会关于发表支援巴黎公社的宣言。在巴黎公社的最后生死关头，奥哲尔也还表示“不反对”在宣言上有他的署名。鲁克拉夫特更加振振有词地说：我完全同情巴黎公社。假如能够在工人当中唤起对公社的同情，就会产生重大的效果。如果英国工联连这件工作也不肯承担的话，那末，今后的任何事情再也丝毫不能信任他们了⑥。但是，曾几何时，他们就出尔反尔。当巴黎公社被旧社会的野兽吞噬之后，奥哲尔、鲁克拉夫特就参加了国际资产阶级反革命大合唱，否定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和公社社员的英勇革命行动。鲁克拉夫特公然污蔑公社社员是“匪帮”、“杀人放火”、“干了罪恶勾当”。
    在1871年6月20日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奥哲尔反对在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起草的《法兰西内战》上有他的署名。他说：“不愿受别人的指使行事，如果马克思博士的走卒们喜欢这样做的话，谁也不会去妨碍他们”，但我“不同意这样做”⑦。鲁克拉夫特也说：我反对“现在宣言中许多论点”。“国际竟为那些干了罪恶行径的匪徒们辩护，为那些并非属于国际的匪徒们辩护”。我“不认为杀人放火是合法的行为”。“书记有什么权利把那些甚至连宣言见都没有见过的委员名字当作似乎是他们自己的签字而写到宣言上去。”⑧其实，他们所谓“连宣言见都没有见过”因而不愿在上面署名，完全是一种借口。恩格斯在驳斥鲁克拉夫特的谎言时指出：“他不仅知道，按照总委员会的通例，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都用全体委员署名，不论他们出席与否，而且他还是这个通例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发言反对破坏这一通例的企图，而且就在5月23日他还和别人一起反对这样的企图。那时他出自本意地告诉总委员会说，‘他完全同情巴黎公社’。”⑨
    那末，工联的头目们为什么在6月初如此攻击巴黎公社呢？原因在于：一方面，1871年英国政府通过了工会法，承认工联的合法地位。工联的机会主义领导要保住这种地位，就不得不向英国统治阶级献媚，使他们的叛卖活动猖獗起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发现他们被指责支援外国的革命者和谋杀者，当时他们作为格莱斯顿和自由党的追随者，正急于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名誉。于是他们赶忙也攻击巴黎公社。“⑩还有，是因为《法兰西内战》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经验，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工人阶级政府，实行社会革命的政策，是与工联主义的目标、理论和策略水火不相容。结果奥哲尔、鲁克拉夫特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阿普耳加思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工联头目们的堕落，说明了工联内部特别是它的上层，已经腐败到了何等程度！他们在对待失败了的巴黎公社的态度，对《法兰西内战》所持的立场，简直是直接参加了国际资产阶级反革命对公社的“围剿”。马克思恩格斯痛斥他们“同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11），“在决定关头背叛无产阶级”（12），成为替屠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和法夫尔诸公辨护的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