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工业时代，人的谋生活动和经济行为对土地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土地的分配、占有和开发，与一个社会的制度特征、发展程度和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北美殖民地社会主要由移民构成，在它由小到大的成长中，土地问题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土地关系的建立，意味着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的形成；对土地的开发利用，不仅是移民生存攸关的事情，同时也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而土地的占有格局，则清晰地反映了北美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利益分配，体现了这一社会的基本特征。从探讨土地问题入手，可以加深对美国早期历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理解。
    一、土地制度与白人社会的重建
    英国人移居北美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重建和更新的过程。诚然，有些移民迁徙的目的，是要在北美进行社会实验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与宗教理想；但是，无论是支持殖民运动的英国政府、组织移民的冒险公司和业主，还是绝大多数普通移民，均无在北美创建一个新的社会的打算，他们最初不过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母国的经验来重建自己的社会，也就是将母国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移植到北美的环境中，以实现各自的目标。从重建社会的角度来说，殖民者必须首先解决三个问题：一，如何处理和土著部落的关系；二，如何吸引移民前来定居；三，如何移植母国的社会制度。三者均与土地问题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实现土地权利从印第安人向白人的转移，长期是白人和印第安人关系的基本问题，更关涉白人社会在北美的命运；运用土地政策作为推动移民运动的杠杆，实为促进白人社会建立和发展的必要措施；而确立一定形式的土地关系，则是重建母国社会制度的重要途径。然则在实际的社会重建中，由于新的环境的制约，以及北美土著文化的影响，致使这个在“新大陆”形成的白人社会，并未成为母国社会的复制品，而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母国的深深烙印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形成中，确立土地关系乃是关键性的第一步，而确立后的土地关系，对于社会演进又产生持续的影响。
    从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那里取得土地，构成白人在北美立足和扩展的前提。北美各土著部落固然没有形成领土主权和土地私有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制度，但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活动领域，他们对于本部落的领地范围有着明确的意识，非部落成员擅闯领地，可能会被处死；许多部落间的战争，也因土地争端而起。最初的移民通常在印第安人放弃的村落旧址和废地上落脚，多未引起当地部落不满；可源源而至的移民和土生人口的增加，对土地的需求日益扩大，不断从土著部落取得土地，即成唯一的出路。于是，实现土地权利从印第安人向白人的转移，成为白人生存和重建社会的关键。
    英国和殖民地当局认为，印第安人对于土地的权利来自于占有，而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他们在处置北美的土地时，完全把它当成空旷的无主土地，丝毫不把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利置于考虑范围。伊利莎白女王在1584年授予沃尔特·雷利爵士的特许状中，授权雷利爵士及其后人去发现和探查那些“遥远的、异教徒和野蛮人居住的、未被任何基督教君主所实际占有的、没有基督教人民居住的土地、国家和领地”，（注：弗朗西斯·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宪章和其他基本法汇编》（Francis Newton Thorpe,ed.,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of the States, Territories, and Colonies
    Now Or Heretofore Form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7 vols.），华盛顿1909年版，第53页。）这种土地等于不存在任何主权归属，只要借助发现和征服就可堂皇地划入英国的版图。可是，在实际处理土地问题时，英国政府和殖民地当局不得不面对现实，谨慎地和当地部落交涉，采取代价最小的方式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建立白人定居点所需要的土地，特别是当白人社会相对弱小时，和当地部落的关系更是存亡所关，获取土地的方式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说来，从部落购买土地是一条基本的途径。购买当然只是形式，白人所付的代价远远不抵土地的实际价值，何况印第安人根本没有买卖和产权的概念，再加上白人采取各种欺诈手段，这种购买对于部落就极其不平等。英国和殖民地当局为了维持与部落的和平关系，便牢牢控制购买权，严格禁止个人和民间团体向部落购买土地。但是，得寸进尺地占用原本属于部落的土地，不可避免地引发激烈的种族冲突，因土地问题而起的战端不时发生。
    英国政府和殖民地当局对于获得的土地，立即采用一定方式在居民中间进行分配。在确定分配方式时，殖民者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使土地政策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移民，以加速开发，增进财富。北美地广人稀，比较容易获得土地，因而“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成为独立的土地所有者，这是吸引人们来到美洲的主要原因”。（注：詹姆斯·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James A.Henretta,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1700 ～ 1815 ：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马萨诸塞州列克星顿1973年版， 第95页。）
    新英格兰的移民运动在短短几十年内即告完成，此后没有出现大量的移民，所以，土地政策在刺激移民方面的作用表现得不甚明显。在特拉华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土地政策对于鼓励移民的重要性则十分突出。在荷兰人统治时期，纽约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靠近东部和哈得孙河谷的有限地区；英国人接管后，采取新的土地政策以招徕移民。18世纪初以后，大地产上的佃农数量大量增加：在1715～1776年间纽约的白人人口增加了6倍，而这些庄园佃户数量的增加则高于这个数字。马里兰、 弗吉尼亚、卡罗来纳等殖民地在17世纪广泛流行“人头权利制”，其功用即在于吸引较多人前来定居，以缓解劳动力的匮乏。弗吉尼亚最初未将土地私有化，而是推行殖民公司共有制，这种制度很快被证明窒碍难通，逐步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1619年弗吉尼亚公司规定，凡1616年以前自费来到弗吉尼亚的“老种植者”（Ancient Planters
    orOld Planters），每人可获得一份100英亩的土地，而且永久免租； 由公司出资迁来的“老种植者”在公司土地上劳动7年以后可以得到100英亩土地，每年付租金2先令；1616年以后自费迁来的人均可获得50 英亩土地，年租金1先令；1616年以后由公司出资迁来的移民在为公司服役7年以后也可获得50英亩土地；契约仆在服役期满后可成为自由人，并得到一份土地；此后任何自费前来或支付他人迁移费用的人，每人可从公司领取50英亩土地。这就是“人头权利制”（headrights）。（注：保罗·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Paul Goodman,ed., Essays in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y），纽约1967年版，第126～127页；埃德蒙·摩根：《美利坚的奴隶制，美利坚的自由》（Edmund S. Morgan,American Slavery,American Freedom: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纽约1975年版，第93～94页。）这是17 世纪弗吉尼亚土地分配的主要方式，也为马里兰、卡罗来纳、佐治亚等殖民地所仿效。纽约在1674～1681年间也一度采用这种措施。到17世纪末，“人头权利制”的弊端日趋严重，其鼓励移民的功能也不断萎缩，故为各殖民地所渐次放弃和废止。这种在主观上以推动移民为目的的土地政策，在实施中制造了一大批土地占有者，大大推进了北美土地的私有化进程。